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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都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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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沈奕斐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微信公众号 | 奕斐有话说

前一阵，美国娱乐圈大佬的性骚扰问题被全面揭露，带动了国际社会对性骚扰问题的空前关注，“metoo”行动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

最近,中国高校的性骚扰事件的发酵,有关性骚扰和性侵的讨论再次成为社会热点，其实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我们终于开始打掉这座压迫女性的巨大冰山的一个角，希望未来，能把这座冰山彻底融化。

在讨论中，我也发现大家对于性骚扰和性侵的概念和外延的认识相差很大，导致在传播反性骚扰的过程中，反倒造成了对性骚扰新的误区和刻板印象。以至于有人把学校老师对学生的性骚扰和师生恋划上了等号，把性侵甚至强奸弱化为骚扰。

我重新找出了2004年，我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01期 第11-16页 ）上的：“性骚扰”概念的泛化、窄化及应对措施 ”一文，其主要的观点在今天依然值得再次指出。

一、性骚扰概念的泛化

性骚扰的英文是“Sexual Harassment”，在西方，这是一个有着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和权力关系的概念，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它被严格的界定在“工作场所”中，各国际组织和各国制定的相关法律对其定义都是非常明确的指向存在权力关系或者上下级关系的场所中。

所以，工作场所和具有明确权力关系的场所，比如学校的师生关系是性骚扰探讨的重要场景。

但在中国，因为“Sexual Harassment”是舶来品，中国人根据字面含义将其翻译为“性骚扰”，并从“性骚扰”的字面含义将原本“Sexual Harassment”的含义加以了“泛化”，认为“只要是一方通过语言的或形体的有关性内容的侵犯或暗示，给另一方造成心理上的反感、压抑和恐慌，都可构成性骚扰。”

在这种论述中，把所有关于性的不愉快交流全部放到了性骚扰的概念中，而不再严格限定在权力层级中，也不再把性行为的方式作为一个考量。这在关于什么是性骚扰行为的论述中可以更明显的感觉到。

比如在“常见性骚扰的行为”一文中，认为以下行为都是性骚扰：

1.身体的接触：不必要的接触或抚摸他人的身体，故意擦撞，强行搭肩膀或手臂，故意紧贴他人等。

2.言语的接触：不必要而故意谈论有关性的话题，询问个人的性隐私、性生活，对别人的衣着、外表和身材给予有关性方面的评语，故意讲述色情笑话、故事等。

3.非言语的行为：故意吹口哨或发出接吻的声调，身体或手的动作具有性的暗示，用暖昧的眼光打量他人，展示与性有关的物件等。

4.以性作为贿赂或要胁的行为：以同意性服务作为借口，来换取一些利益，甚至以威胁的手段强迫进行性行为。

因此，性骚扰不单局限于身体上的接触，一些不礼貌而带有性意识的言语、动作、甚至声音如吹口哨等，而令他人有不舒服、不安、焦虑、尴尬、侮辱或不被尊重的感觉，令受者感到不愉快，都属于性骚扰。

按此逻辑，意味着如果你的某一句话、某一个行为让我不舒服了，那就是骚扰我了，如果你的话和行为还是和性有关（甚至是间接有关的话），那就是对我进行了“性骚扰”。这种泛化是把一切与性有关的问题全部归为性骚扰。

而另一种泛化是把有关性的犯罪都用性骚扰来归结。如有的学者把性骚扰划分为五个等级或者十种行为三个等级，把性攻击，如强奸等都归为性骚扰。

这种泛化带来了两大问题。

首先我们把人际交往中的，甚至是没有交往只是偶遇的情况下的性关注都归为了性骚扰，把触犯刑法的性暴力也归为性骚扰，使性骚扰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带来的问题就是大而不当的，尤其是在法律层面，所谓“法不罚众”，如果这一现象实在太普遍的话，那么法律是无能为力的，那是社会文化的责任了。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想要短期之内改变我们对性的神秘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性的关注几乎是痴人说梦。

其次，人际交往内有很多灰色地带，而就是因为如此，人际关系或感情的建立，才是一种艺术，从而培养出人的爱、信任和了解。但是当我们把性骚扰概念泛化以后，我们发现“性骚扰这个观念不再是说‘某些性关注因为不受欢迎因而是骚扰’，这里的指涉是说‘情欲本身就是骚扰’。”

所以，不要和任何人谈论、涉及与性有关的任何话题，因为那是一种性骚扰。而这样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陈旧固化的观念，它强化了性歧视：性是不可言说的，性是不能指涉的，性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特殊领域，性是我们都应该远离的。

“性骚扰／性侵害的主流论述还会产生其他的权力效应，也会和其他权力关系结合，强化原有的‘性’建构（例如男人性欲强烈且具有征服意义，女人性欲低落且具有防范意义，性是危险的不好的等等），继续生产性歧视与性压迫。”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下，“在目前主流论述所建构的性骚扰或性侵害中，主体（不论是加害者或受害者）都受到性压迫与性歧视。”

• 这也使得真正的性骚扰对受害者的影响更大，使得受害者更不敢公开，从某种程度而言，我们对性骚扰的“宣传”不仅没有阻止性骚扰的发生，反而阻碍了性骚扰的解决。

因为，“当这些案件浮上台面时，媒体与社会大众总是很快——而且通常很成功的——发动‘异色’的眼光，在控诉者的话语及人格行为上投下怀疑的阴影：要不是谴责她本身自持不足，意志不坚，送错讯号，就是推想她是为了某些具体的物质利益而以‘最容易提出的’性骚扰罪名来诬控他人。

这些冲淡性骚扰案件的各种‘异色’臆测之所以能很轻易地形成极大的说服力，进而动摇性骚扰控诉的可信度，其中运作的力量已不单是我们所熟知的‘性别歧视’，而是我们社会中很少被反省但是却广泛可见的‘性歧视’。”

• 而“性歧视”的一种后果或表现就是它把“性”视为特殊的领域，悬置了正义，使受害的女人在各种猜疑中无力控诉，而更让加害的男人逍遥脱罪。

性骚扰概念的泛化使得我们在面对性骚扰问题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对性骚扰不同的理解也导致了性骚扰问题无法成为一个实际可操作的问题去解决，而只是成为一种理论分析视点。

二、性骚扰对象的窄化

与性骚扰概念泛化相对的另一趋向却是性骚扰对象的窄化。这里有另一个关于性骚扰的界定：“原指男上司或男雇员用淫秽的语言或者下流的动作挑逗、侵扰女雇员，甚至强行要求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后引申为社会上以各种非礼的性信息侮辱异性（主要是妇女），或向异性提出性要求的行为。”

在中国，把性骚扰问题看作是男性对女性的性问题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视角。许多学者在谈论性骚扰问题时，都是从保护妇女性权益角度出发的。这种性骚扰概念的提出和中国目前女性的发展处于弱势地位有关。

性骚扰原先的概念是在女性主义分析性别歧视时提出的。

“女性主义在原则上和现实上反对的都是女性所遭受的劣等待遇，而性骚扰之所以会成为女性主义的议题，并不是因为它与性相关，而是因为性骚扰侵犯了女性的权益：性骚扰使得女性很难谋职维生，所以女性主义者将性骚扰视为对女性的歧视。这种说法非常有力，因此几年之内性骚扰就被列入性别歧视的法定解释中：既然在性别基础上的歧视是非法的，而骚扰又被列入歧视的范围之内，因此骚扰立刻就被看成犯法的事。总之，性骚扰是犯法的行为，不是因为与性有关，而是因为与歧视有关。”

既然它是种性别歧视，而在我们社会中，我们只知道男女两个性别，所以，性骚扰就成为一个“男女问题”。这就带来了一个性骚扰对象的窄化：只有女性，并且是年轻、容貌好、身材好的女性才会受到性骚扰。

在这样的观念下，我们在提出如何应对性骚扰时，经常强调：女性不要穿过于暴露的服装，女性首先要自尊自爱，女性不要和男性单独在一起……总而言之，保护不受性骚扰的措施在于女性自己的防范和平时的言行。女性如果被性骚扰是因为其自身防范不到位或者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言行。

某学校曾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一名宿舍管理人员（女，50多岁）控告宿舍区的保安对其进行性骚扰，身边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因为这个女的长得太丑了，是不是故意在显示自己的魅力？在确知有骚扰事件后，身边人又评论“她本来就喜欢和男人聊天说话”。总而言之，这位性骚扰的受害者不仅没有得到同情和支持，反而得到很多非议。这也是在现实中，女性不太愿意公开性骚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而事实上，台湾学者经过研究发现，“被性骚扰者通常并没有什么固定形态存在，然而，被性骚扰之可能性，往往是与受害人被看出其弱点及财务上之依赖性两者息息相关，而不仅仅是与她身体外观有所关联。事实上，仅仅由于在雇佣阶层中是位居下属地位一事，即足以显示出该项女性之弱点及依赖性。更进一步来说，离婚、分居或守寡之女性、单亲母亲及女同性恋者、属于少数族裔之女性、在传统男性占优势职业中任职之女性、新近加入劳动市场之女性，以及只有非正式雇佣契约来保障之女性受雇者等，可说都是最容易被性骚扰之女性。”可见，并不是女性自身的身体条件导致了性骚扰，而是其弱势地位使得她被骚扰。

西方学者是非常强调性骚扰不仅仅局限于两性之间的。“性骚扰的经典情景是明确可辨而且有利益交换性质的（以职业上的帮助来要求性），但是性骚扰的概念也包含一些比较暧昧不明的形式，其中的性要求和职业威胁是没有明说的但是双方都心领神会的。这种不明说的性要求最终也可能包括了某些冲动的谈话和行为；而不明说的职业威胁则可能涵盖所有形式的专业互动。

由于这些可能性是无穷的，性骚扰的范围也很容易随之向其他方向扩散：性骚扰不再是老板的专利，同僚可能骚扰彼此，甚至下属可能骚扰上司，而性别也可成为其中的变数，使得愈来愈多的案件涉及到男性宣称受到性骚扰，或是女性被控性骚扰。

所以，性骚扰的模式不是单一的男性对女性的骚扰，而可能是男性对女性、男性对男性、女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之间的骚扰。

把性骚扰从男女问题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一方面这是符合实际的，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宣称受到过性骚扰，也有女性宣称受到了来自同样女性的性骚扰，可见性骚扰问题不是个男女问题。另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对性骚扰本质的认识，为更好解决性骚扰问题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三、性骚扰问题的实质

在分析了性骚扰的泛化和窄化后，一定会提出来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性骚扰？”。

在界定性骚扰之前，有一个要素是必须要考虑的：权力。

差不多所有的性骚扰都是和滥用“权力”有关，骚扰者利用自己的权力而对别人作出性骚扰。可以明确的是，“性骚扰往往并不是一种主动发起性关系之企图，而是男性利用一种权力(power)来压制女性。”当然，不仅仅是男性对女性，女性对男性、男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也都会因为权力的滥用而产生性骚扰。

中西方对于权力的认识是不同的。西方一般把权力定义为具有影响力。只要一方对另一方具有某种影响，就可以看作是有权力的一方。权力在西方也是个很常用的词汇，很多的场合，很多的事件中都可以适用权力概念。而中国的理论比较倾向于把权力和职位联系起来，只有在一定的职位上，才可能拥有权力，是一种狭义权力的认识。

但是，目前理论的发展，对权力也有了新的认识，在谈到性骚扰中的权力时，有文章认为：通常拥有权力或假设自己有权力的人可分为以下三类：

1.拥有或假设自己拥有如地位、职权上的权力的人。

2.以人多势众而取得权力的人。

3.以为自己的性别比较优越的人。

这种分类虽然还不完全，但是却已经扩展了权力的概念。

之所以必须要认识到权力不等于职位是因为“将权力简单的等同于体制中的位置，也因而忽略了女性主义的灼见：最具毁灭性的权力滥用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流传已久、根深蒂固的社会与心理强化所造成的。”而性骚扰问题之所以复杂就因为其根本的权力概念来源于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而不仅仅是职位。所以，在界定性骚扰概念时，权力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权力概念的基础上，性骚扰的主体就不再是从两性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权力的角度出发，性骚扰的主体是：相对的强势者和相对的弱势者。

北京学者唐灿的研究也完全证明了这一观点。她在对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研究时发现：“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在分布上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新兴的经济类型中的性骚扰较为突出……第二，管理规范化程度较低的企业容易发生性骚扰……第三，服务业是性骚扰高发的行业。”而在同一性别中，“从农村流入当地的女民工比当地人更容易受到性骚扰，她们说，那些当地的小流氓不敢得罪当地人，‘专拣打工妹欺负’。”

• 所以，性骚扰的主体（施害者和受害者）与性别无关，与权力有关。性骚扰是发生在相对的强势者和相对的弱势者之间的事情。

  
  

之所以要强调“相对”两个字，是因为强与弱在性骚扰事件中是一个灵活的概念，并不仅仅指职位、辈分、力量的高低，而是一种相互比较产生的概念，比如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会选择比他／她更为弱势的外来者实施性骚扰。如果在有关性的争执中，双方并不存在强势和弱势之分，那么就不是一种性骚扰。

比如，一位女性走在路上，一男性对其吹口哨，如果我们坚定的认为男性并不比女性优越，那么这就不是一种性骚扰问题。由于不存在强势和弱势，此类事件也是较易解决的，可以严正抗议，可以不予理睬。性骚扰问题之所以很难解决，是因为强势方对弱势方拥有影响力，使得拒绝或者反抗都非常困难，需要付出代价。所以，主体必须紧扣权力关系，才能更好的认识性骚扰的本质，主体身份的界定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能被定义为性骚扰？除了刚才论述的主体身份的界定以外，我们对行为的界定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一界定比主体身份的界定更为困难，因为这是一种度的区分，而不是一种“质”的区分。

首先，触犯刑法的性暴力事件不应该被归为性骚扰。从语言角度而言，“骚扰”一词与“暴力”一词相比，是个程度相对较轻的词汇，它的指向是一种使人烦恼的事件，而不是使人遭受身体重创的事件。性暴力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刑法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和解释，暴力不是一种骚扰，而是一种伤害。虽然这并不是说性骚扰没有伤害，而是说在法律上，性暴力的伤害和性骚扰伤害的地位是不同的。如果把性暴力也作为一种性骚扰，那么在处理传统观念中伤害不那么重的性争议事件的力度就会大为减弱，会使得我们忽视同样有伤害但是却不那么明显的性骚扰问题。

其次，性意涵行为的指向应该是明确指向受害者的行为才可以被列入性骚扰的范围。比如，说黄色笑话，或者在工作环境中张贴艳星照片，如果指向是不明确的，没有明确指向某一人，那么就不算是性骚扰。如果在办公室谈论两性话题是泛泛而谈，谈谈现状和趋势也不算是性骚扰。

如果是针对某一人或者某一群人的谈论，有非常明确的指向对象，并且这类指向对象对于这类的讨论表现出明显的厌恶，那么就产生了性骚扰。

女性主义强调要把性的神秘面纱拨开，不应忌讳谈性，那么如何在正常谈论性的程度和性骚扰区分开来呢？这里的性对象的指向就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文化中。

再次，性骚扰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以建立正常的情欲关系为终点的。在工作场所的恋爱问题和其他场所中的恋爱问题是一样的，并没有本质的区分，所以，把工作场所中目标是建立正常情欲关系的行为归为性骚扰是不正确的（当然，被拒绝后，工作场所的恋爱所带来的报复行为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情欲本身不是性骚扰”。如果性意涵行为的终点是因为权力，是觉得拥有权力因而拥有特权产生的性意涵行为，那么毫无疑问就是一种性骚扰。实践中的绝大多数性骚扰都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可以”。

所以，在度上把握什么是性骚扰，其中法律界定程度、指向和目的是非常重要的考量。

• 综上所述，性骚扰的实质是：相对的强势者针对相对的弱势者实施的，不以正常情欲关系为目的，导致弱势者反感或抗拒的性意涵行为。

所以，反性骚扰不是把性去除掉，也不是把“老师或领导”关进笼子，而是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如何让弱势者能抵抗他/她所不愿意的“情欲暗示”。因此,性骚扰的处理场景首先应该集中在有直接权力关系的语境中,比如学校和企业。

四、可能的解决方案

虽然中国没有专门的反性骚扰法律，但是在《刑法》、《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妇女权益保护法》都有有关性骚扰的处理条例，部分省市也曾经出台过专门的反性骚扰条例，但是在现实中，处理性骚扰依然困难重重。除了继续完善法律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机制也需要建立起来。

以高校为例，从国际经验来看，高校防性骚扰和反性骚扰有五个方面构成：

1. 全校通过一个性骚扰防治预处理实施办法，作为学校处理性骚扰议题的依据。在此实施办法中，界定性骚扰、性侵犯的内涵和外延，确定相关的负责机构，明确申诉、接受、调解和仲裁的相关程序，并落实到具体的机构、空间和经费等等；

2. 建立一个防治性骚扰的机构，可以是常设机构，也可以是与工会或妇委会合作的机构，提供热线电话和申诉途径，并提供相关的宣传和处理。

3. 制作针对学生的反性骚扰宣传手册，告知学生性骚扰的概念和形式，帮助学生建立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告知当问题发生时候的求助程序。

4. 制作针对教授的反性骚扰手册，为防止教授被诬告，提醒教授那些行为会被界定为性骚扰，如何操作可以避免被误解为性骚扰，从而矫正教授的不良行为，同时保护教授的利益。很多高校还会定期给教授做线上或线下的培训。

5. 成立宣传反性骚扰的社会组织，对性骚扰的界定进行更为详细的解释，并辅以个案，以便让更多的人能明确性骚扰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这五个部分是很多国际著名院校都实施的。哈佛大学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每个入校的新生都能拿到一本详细的防治性骚扰的手册，给教授的培训也非常到位。

从企业来看，要建立申述、判断、处理的机制。本人曾经参与过上海部分台资企业的性骚扰个案，具体来看，会有以下步骤：

1.由当事人申诉被性骚扰后，企业建立专门的调查小组，由人资资源部负责人和企业副总亲自挂帅，了解具体的情况；

2.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包括录音、其他人证词等资料，双方都需要提供；

3.邀请专家（我当时就是作为第三方专家介入）就此事进行判断，专家和调查组一起听取双方的证言以及提供的证据（包括证人），专家会拿出一套询问问题（提前准备）来帮助判断（我个人就有一套专门的询问方式来判断事实）；

4.就事件性质由专家和调查组一起判断，可通过投票决定，专家占一半比重。投票区分五个程度：A 不存在性骚扰事实，属于诬告 B 存在情感纠纷，不存在性骚扰事实 C 存在性骚扰事实，但骚扰者没用动用权力去威胁 D存在性骚扰事实，骚扰者用权力来威胁或惩罚 E属于性侵或其他违法行为；

5.企业就最后判断的不同程度，进行不同的处理。

从世界范围来看，实际上性骚扰已经有很多成熟的做法去解决，而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是，让人们意识到什么是性骚扰，意识到性骚扰必然要受到严惩。

防性骚扰和反性骚扰的路程还刚刚开始，为了社会的和谐，个体的幸福，这条道路即使充满荆棘，正义之士会坚定的走下去。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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