峄字取名的寓意是什么，峄的意思是什么？

峄城读音？

√峄山——邹鲁文化的圣山高地

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

------ 孟子

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德·凯伦·阿姆斯特朗

峄山：邹鲁文化的圣山高地

作者：刘真灵

一、峄山：神州怪石第一山

峄山位于邹城市东南12公里，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的西南边缘，地理坐标是35°20′N，117°03′E。正好坐落在南北文化轴线（东经117°）与东西文化轴线（北纬35°）的焦点上。自然与人文契合，将峄山定格在：自然圣山 人文圣山。

峄山海拔582.8米。《水经注》卷二十五载：

因其“怪石万迭，络绎如丝，故名绎焉。”亦名邹山。山体“东西二十里，高秀独出，积石相临，殆无土壤。石间多孔穴，洞达相通，往往有如数间屋处，俗谓之峄孔。”

与中高山比对，太小；与低丘比对，略高。是典型的中丘地貌，爬行起来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诗经》有颂：

“泰山岩岩、奄有龟蒙、保有凫峄，遂荒徐宅”。

说明峄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同泰山、龟山、蒙山并列，其影响之大，可见一般。

《史记》载：

“秦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议，刻石颂秦德。”

鲁缪公改“邾”作“邹”，山从“邑”，故谓之邹山。峄阳犹多桐柏也。李斯所刻石岭，名曰“书门”，始皇乘羊车登之，其路犹在。黄河去邹山三百余里，晴明日望之才见。又《郡国志》云：

“邹山，古之峄山也。有穴遥与洞庭通，其孔可以逃难。晋太尉郗鉴避胡贼于此。山下有大峄，名郗公峄。”

凫山，在县东南三十八里。《诗》曰：

“保有凫、绎，遂荒徐宅①。”

邹峄山，由于孔夫子之父叔梁纥任过郰邑宰，春秋时邾国的崛起与活跃，战国时亚圣孟子的出现，秦始皇登山刻石，晋太尉郗鉴引乡人避难等等，峄山在历史上已是名副其实的一流的文化名山。此论，恐怕无人质疑。

峄山自然之美是鬼斧神工的“匠人”之作。石美，在一个“奇”字。满山遍峪，毕肖万物；洞美，在一个“幽”字。纵横通达，幽深莫测；泉美，在一个“灵”字。有洞有泉，云气汹涌。

观澜奇石堆垒的峄山，其怪、其巧、其巨、其悬，令人叹为观止。从不敢不踞孔洞中爬着钻上五华峰，再从山顶躺着钻下来，定会领教“孔孔洞洞山”的意蕴。数不胜数的满山遍野如禽如兽的怪石，宛如天然群雕，千态万姿，无奇不有，人间万象，石皆有之。使峄山多了野趣，多了灵性，演绎出自然的美妙与神奇，构成了峄山古朴、浑厚、凝重、勾魂的奇石文化，被誉为“神州怪石第一山”。

正所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难怪“孔子登东山而小鲁”；难怪秦始皇把峄山作为东巡登临第一山；难怪邹县县令王尔鉴“十天的案子三天断，剩下七天爬峄山”；难怪老子、庄子、孟子、司马迁、蔡邕、李白、杜甫、李阳冰、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陆游、赵明诚、董其昌、袁枚、郑板桥络绎而来留下传世墨宝。这种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亿万年大自然运动的结晶，蕴含着人类文明的遗存，它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今天依然是一个时代民众的精神依归、文化创新的活力之源。

①《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一，第441页。

二、峄山：邹鲁的圣山

（一）峄山，自然界的开山

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峄山云气汹涌，形成“峄山戴帽”的奇观景观。而峄山的五华峰、冠子峰、丹丸峰等诸峰在飘缈不定的云雾中忽隐忽现，仿佛天上的瑶池飘落人间，仍旧带着恋恋不舍的仙气。古往今来，这座大山不知折服了多少帝王明君和将相才子，亦不知见证过多少幕历史的大戏。

25.3亿年前的太古代时期，这里沉积了泥质和火山物质的巨厚地层，大约15亿年前古峄山升出海面。6亿年前的早寒武纪沧浪铺期，这里是潮上油湖环境沉积的古老地层，后经历反复几次的抬升和陆沉，最终才浮出水面。此后3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地层开始断裂，裂隙处在地壳的挤压下缓慢上升，初现山的样子。300万年前，这个山谷同星球上其他地方一样，正在经历着冰川世纪。

这时，大地忽然开始抖动。巨大的冰晶推搡着已经不堪重负的岩石和沙砾跌下山崖。沉睡的冰河开始苏醒，那些随波逐流的岩石用刀锋一样的棱角，切割着所经之处的每一寸浅滩和山体。

这就是科学家所说的——第四纪全新世的冰川运动。

自然界的开山——特殊的地质和冰河运动塑造了峄山风景的独一无二。自然造化恩宠于斯。

据史学家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峄山周围便有东夷族群生活。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东夷人用无数的神话传说勾勒着他们看到的大千世界，那些传说至今仍在随风传颂……

上世纪的70年代，峄山脚下发现了野店遗址，从工具到居所，从饰品到信物，是峄山成就了野店人，女娲炼石补天垒峄山，丰富了野店人的想象和精神文化。

由此，峄山助推了野店人的文明发展进化过程，开启了峄山的人文时代。

（二）峄山，“人文圣山”的由来

峄山闻名于世，不仅是因为山体奇峻，而更是因为山上生长着一种特殊的桐树----“峄阳孤桐”。

据《尚书·禹贡》：

“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

“峄阳孤桐”在《尚书·禹贡》中被列为贡品，从而使这座名山与三代圣王发生联系，峄山也因之成为圣山。

对于“峄阳孤桐”，《集解》：

“孔安国曰：‘峄山之阳特生桐，中琴瑟。’郑玄曰：‘《地理志》峄山在下邳。’《正义》：‘《括地志》云：峄山在兖州邹县南二十二里。’《邹山记》云：‘邹山，古之峄山，言络绎相连属也。今犹多桐树。’按：今独生桐，尚征，一偏似琴瑟①。”

唐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中对“峄阳孤桐”注曰：

“峄阳，峄山之阳也。山南曰阳。孤桐，特生之桐也，可为琴瑟，峄山之南生焉。峄音驿②。”

清人胡渭已有辨证，认为：

“今兖州府邹县东南有峄山，一名邾绎，亦曰邹峄”。峄阳即此③。

①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记》，第1册，第57页。

②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书》，第6册，第1527页。

③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第129、1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从中可知，峄山之阳出产的桐木因适合制作琴瑟类乐器而成为夏代贡品，这一记载虽具有传说性质，但并非毫无根据。

第一个用峄阳孤桐树制作琴者乃伏羲氏。传说在洪荒的时代，女娲用五色石把天补好后，把余下的堆垒成峄山。不知是哪一天，一只凤凰从峄山飞过，看到迷人的景致，不免呀的一声，嘴里衔着的一枚青桐种子掉落在峄山南坡的罅隙里。这枚幸运的种子在山岩菲薄的泥土里，用尽洪荒之力，拱出芽儿，不断拔高。一天，伏羲从这里经过，他听到了清

脆嘹亮的鹤唳凤鸣般的声音频频传出，不时停下脚步，仔细辨听，是风摩挲青桐的枝桠和树叶发出的声响，他急着还要赶路，便顺手带走一块青桐木，用手去模拟风，用心去还原

回忆，却制成了第一把琴。《太古遗音》载：

“伏羲见凤集于桐，乃象其形‘削桐’制以为琴”。

关于“峄阳孤桐”最早的记载可见于《书经·禹贡》。故事讲的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峄山人便将家乡峄山之阳的造琴良材孤桐斫而为琴，贡献给大禹，以此表达对禹王的敬仰之情。相传，琴还没有造成就有清越之声。且远传乡里，不绝于耳。诗仙李白长期居住任城，有感于这个动人的故事，写下了《琴赞》一诗：

“峄阳孤桐，石耸天骨。根老冰泉，叶苦霜月。斫为绿绮，微声粲发。秋风入松，万古奇绝。”

从此这“峄阳孤桐”就成了峄山的代名词，成了峄山的象征，成了大禹精神的象征。它承载了中华民族所崇尚的一种理想的官与民的情结。那便是为官者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为民者心悦诚服的拥戴并颂扬他。“峄阳孤桐”作为这种官民情结的载体也便“从此孤桐不寂寞，焦尾引来凤凰鸣”了。

根据考古发现，《尚书·禹贡》所谈到的四方风物反映的是龙山时代至商代的情况①。这些风物贡品多是有机物，不会具有“物勒工名”式的自证之词，但验之特定区域的考

古发现，仍然具有很高的吻合率。而徐州的贡品中如蚌、珠等，也可从当地商代考古发现众多蚌类遗存中加以验证②。

周初分封，周公被封于鲁，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是周王朝控制东方乃至东南方的重要屏障。峄山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鲁侯经略淮夷、南夷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①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九州学刊》1987年第5期。

②方辉：《商王朝经略东方的考古学观察》，见《多维视域》，科学出版社，2009年。

《诗经·鲁颂》：

“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

其中提到的“淮夷”与“南夷”，应与周初鲁侯经营江淮之地情势有关。凫即凫山，位于邹县西南，与峄（绎）山均处于鲁国都城以南，是鲁国通往徐、淮的门户。“保有凫、绎”对于鲁侯经营南方至关重要。

战略地位的突显，尤其是该地早在传说时代便建构起与古代“圣王”之间的联系，使峄山具有了“圣山”的地位，也成为秦汉帝国神圣景观系统的一部分①。

不惟如此，《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羽畎

夏翟（狄），峄阳孤桐”之下还有“泗滨浮磬”的记载，其中的翟、桐、磬无不与上古乐舞有关，它们既是“禹贡”时代任土②作贡的“方物”，也是当时人文地理中的“圣物”。邹鲁地区周代礼乐文化发达，其渊源当可追根于此。

①李旻：《中国考古学景观与卫星图片的利用》，见《形象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②任土：根据土地肥瘩的情况。

（三）峄山，“礼乐圣山”

自《尚书·禹贡》载：

“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孔安国注曰：“峄山之阳特生桐，中琴瑟也”。

说明，早在夏代成立之前，峄山就有以本地特产“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等制作乐器的上等材料。

北京故宫所藏的唐代“大圣遗音”琴，是现在存世的古琴中最早的，堪称古琴的标准器。该琴是唐至德元年（756）制，梧桐木质，栗壳色与黑色相间漆，纯鹿角灰质漆胎，蛇腹断兼小牛毛断纹。正面有金质的代表音阶的徽，背后有玉质的轸，还有金漆草书铭文“大圣遗音”、隶书铭文“巨壑迎秋，寒江印月。万籁悠悠，孤桐飒裂。”和方印“包含”。
这里的“孤桐”两字，就是指的“峄阳孤桐”。因“峄阳孤桐”而负盛名的峄山，成为音乐界的圣山、峄阳孤桐也就成为古琴名琴的代名词。

由此，邹鲁地区所传承的文化仪礼，就成为东方文化的一种标高、规范，用来引导东方人的向善，进而成为华夏文化的典范。

仪礼在东方以祭祖的方式来呈现西方文化上的某种宗教意义。以祭祖来规范自身对祖先的承前继后、发扬光大。

“邹鲁”是中华文化保存传承中华礼仪最为完善的地域，在这里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礼仪体系。

据《左传·文公》载，公元前614年春，邾文公宁可少活几十年，“也卜迁于峄”，为的是朝夕与孤桐为伴。他说：

“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利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既利也，迁也，吉莫如之！”

杜预注曰：左右以一人之命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为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长，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传世无穷，故徙之。正义曰：史明卜筮，知国迁君必死，不知君命自当卒也。左右之意，谓不迁命可长。左右劝君勿迁，以一人之命为言也。文公之意，人君之命在於养民，迁则民利，志在必迁，以百姓之命为主也。一人之命各有短长，长短先定，不迁亦死，是不可如何。百姓之命利在水土，迁就善居，则民安乐，乃传世无穷也。晋迁新田，十世之利，卫迁帝丘，卜曰三百年，是传世也。

邾文公迁都利民之举，生动地诠释了立君利民的理念。文公十三年，邾国欲迁都于绎，但占卜的结果是“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有人因此反对搬迁。但邾文公却认为，君的使命就是利民、养民，只要有利于人民，也就实现了自己的利益，“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遂迁于绎。邾文公不从占卜，坚信立君利民，流露了“民为神主”的理性精神。虽然邾文公迁后五年就死了，但他“命在养民”的思想却长久的存在下来。这件事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明朝诗人周自淑称之为“君轻民贵破天荒”。于是后人也就记住了“禹功终古记孤桐”，以至于“昔读《禹贡》书，梦寐怀峄山”，“人人说峄山，拳拳心不安”（清·刘庸）了。

此后，邹鲁礼乐，一直在这个地区被复制、传播、记载和传承下来。

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殷商到周礼，仅有邹鲁地区对这种仪礼进行了比较完好的文字保存及行为传承。中华文化中有“邹鲁遗风”的文化现象，就是对邹鲁地区对仪礼能够传承的赞美。

三、峄山，春秋时期的邹鲁中心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值得重视研究的文化现象----邹鲁之风。这种文化现象始于鲁地，肇启于孔子；扩于邹地，兴于子思；风行邹鲁，盛于孟子；繁荣于秦汉，播撒全国。我们就把这种文化现象叫做邹鲁文化。

在春秋以前，没有“邹鲁文化”这个概念。它的表现则为邾国的“邹”文化和鲁国的“鲁”文化，是各自沿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发展着的两支不同的文化，况且是渊源不同。到了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纲纪不张，礼乐崩坏，列国纷争，两支文化开始在发展的进程中出现趋向于交流的迹象。春秋中、前期，两支文化在排斥、冲突、敌对的过程中交流发展，到了春秋后期，两支文化开始加快了交流、融合的进程。

邹鲁文化之“邹鲁”并称，始见于战国《庄子·天下篇》。云：“《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邹鲁之“邹”，即春秋时期的邾国，战国时期的邹（驺）国，现在的邹城市。邹，即邾，为夏商时期就已建立的土著邦国。周灭商后，封颛顼之后裔曹侠为邾国国君，邾国早已存在若干年。历史悠久，文脉不断，赓续发展，文化链条是：始祖文化---东夷文化---邾娄文化---儒家文化（子思、孟子）----墨家文化（墨子）。

邾早于鲁，邾文化可以上推到夏、殷。文化也比鲁文化先进。

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就对邹文化进行过论述，他说:“儒之一词,即原于邾娄之娄”,而最早的鲁文化也是由“邾娄文化”里发展出来的。“鲁为娄转,因娄得名”。

从邾娄文化、三邾(邾分三国后邾国、小邾国、滥国)文化到后来的以“邾”改“邹”，以“夷俗仁”东方“君子之国”著称，由于孔子与邾的关系、孟子与鲁的关系，加上两地临近，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升华便使“邹鲁”渐渐成为一种风尚、一种文化环境及氛围，令他地文化“高山仰止”、羡慕非常。

邹鲁之“鲁”，即商朝时期的奄国，西周时期的鲁国，现在的曲阜市。鲁，为周朝的同姓诸侯国，周代的礼乐之邦。春秋有“周礼尽在鲁也”。文化脉系是：殷（奄）文化----东夷文化---周文化---儒家文化（孔子）。

鲁文化是代表当时的官方(周)推行政令与地方文化融合的典范。经过历代鲁国国君发扬光大，又经孔子对鲁国及春秋时期的文献整理而得以流传、得以集大成。鲁文化是其创立人“周公”、传承人“伯禽”为代表，经由孔子(集大成)升华而成。由于历代文化主流均以官方意识形态引领为主，鲁文化故而形成了规范的“礼”“乐”文化传承，秉承“礼教”，以礼乐教化为主，官学与私学齐驱。孔子受鲁文化影响较重，故而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安分”，是一种“教、化、育、成”文化。

由此，“邹”与“鲁”是两支不同渊源的文化，表现在：其一，邹立国早于鲁，为三邾土著东夷炎族方国；其二，周王室未视邾为同族同源之国；其三，春秋之世，邾、鲁最为敌对之国。其四，鲁人视邾为“蛮夷”之国。其五，“邾之得名，缘于邾人原以蜘蛛为图腾；其六，邹与鲁人有相异的习俗。概括而言：在春秋以前，鲁为周之封国，邹为周之土著附属国。在“兴灭国继绝世”的周礼文化生态环境下，邹、鲁两国主要传承着各自的部族文化。邹为土著东夷古国，保留和传承着较多的东夷土著文化的诸多特色;鲁为周文化在东方的代表，传承着以周礼为核心、周鲁文化传统。两国和平关系的维持主要表现为：邾(邹)以礼朝鲁、尊鲁；鲁以礼安邾关系平稳，各承传统。

虽然邹、鲁两国文化渊源不同，但邹、鲁两国的土著居民均为东夷人，不存在民族融合问题。他们终归是相对独立的国家，没发生地域融合问题。两国虽为近邻，可关系不好，长时期相当紧张。相邻700余年，战争不断。尽管这样，可两国文化的融合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一是在地脉方面----地脉相通，山水相连，“击柝之声相闻”。

二是在血脉方面----邾为太昊伏羲氏之域；鲁为少昊金天氏之域。均为东夷族群，太昊伏羲之后裔（炎帝、黄帝），同为炎黄子孙。且邾、鲁立国时的原居民均属东夷族，同宗同族。

三是在文脉方面---文化底蕴是始祖文化，东夷族的文化传统是邹鲁文化的共同的源头。

由此，邹与鲁两国在民间一定存在着交往、交流、渗透、融合的这种交际行为，并且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特别是东夷人以讲究礼让、崇尚仁德而著称。《说文解字》载：

“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段文裁注：“东夷从

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

可以这样讲，邹鲁两国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崇尚仁德、孝亲尊师、爱礼重乐。

由于鲁国的宗周文化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鲁遵守西周传统，‘周礼在鲁’是宗周礼乐文明的嫡传……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代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①”。但鲁国文化对邾国文化产生影响绝对是可能的。

由于春秋时期的礼乐崩坏，列国纷争，邹人之子孔子挺

身而出②，抢救性地在鲁地梳理归纳编撰六经，开创私学。《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可见，孔子弟子众多，其弟子均尊崇孔子，亦以孔子为榜样，读经习经。

①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

②《史记·孔子世家》载：“祷于尼丘得孔子”。尼丘，宋家山头北为孔子诞生处，属邹县田黄管辖。

可以设想，在孔子生前，鲁地一带在一定程度上就已形成了一种崇礼重经的文化风气。晋国韩起出使鲁国，在考察了鲁国文物典籍方面的情况后，慨叹：“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春）吴国季札依次考察了鲁、齐、郑、卫、晋等国，只有在鲁国看到了当时唯一保存比较完备的周乐，当他连续观看了十几种乐、舞后，更是一步三叹：“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以，这种风气也一定会影响到他的近邻之国，峄山之阳的邾国。

孔子去世后，鲁国文风曾一度消沉。弟子四散，儒分为八，师生相聚论学、共读经典的昔日风光不再，鲁地的文风大受影响。

时入战国，百家之学兴起，读经之风消退。而以三代文献为主编定而成的“六经”，因其不合时宜，则受到冷落。这也对鲁地文风产生重大影响。“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文心雕龙·时序》中评论说）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就在这一时期，诸子百家兴起，百家在争鸣的推进过程中，开始对邹鲁文化的融合起到了重大的助推作用。邹鲁两国的许多文人学士都参与到里面来，为寻求治国安邦施政之策而奔走呼号。正是在这历史转折关头，首创于鲁地的儒家文化，就有子思来邹地授教于孟子，孟子又在邹地光大儒家文化，文化的中心自然由鲁地开始转向峄之阳的邾国，开启了邹鲁文化新的篇章。至此，峄山之阳的邾国自然而然的也就进入到了它的生发时期。

春秋时期，峄山之阳的邾国故城为邾文公时所迁，事见《左传》鲁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作为都城存续到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灭邾，事见《史记·楚世家》，延续了320余年之久。

1971年春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对邾国

故城遗址做了详细调查，采集到少量西周时期的陶片，但仍以东周时期至汉代陶片为主，并采集到数量较多的有陶文陶片，根据邾文公迁都于此的记载，确定其始建年代为东周时期①。确定了邾国故城的面积约为400万平方米，明确了城内遗迹有宫城、城门、道路、墓地和居民区等功能分区②。

1972年夏，大雨之后的邾国遗址中冲出一件青铜鼎，是弗（费）敏父为孟姒所作的媵器③，年代为春秋早期，应不

早于邾文公迁都之年，反映了邾国与费国间的姻亲关系。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邹县滕县古城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2期。

②王永波、王传昌：《山东古城古国考略》第439～444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

③王言京：《山东邹县春秋邾国故城附近发现一件铜鼎》，《文物》1974年第1期。

依据《水经·泗水注》谓邾文公迁都“依严阻以墉固”

有学者将邾国故城划归为山城类①。成为目前为数不多的山城类国都，尊享野店遗址，故国都城。

王献唐指出：

“邾之先，自邾子侠受封，五世至夷父颜。当周宣

王时，封其子肥于倪，为小邾。身后子夏父立，别

分叔术于滥，为滥国②”。

并对邹鲁田野考察，详细考证三国世系、疆界和都邑地望，

绘有《三邾疆邑图》。

小邾（倪）国，是西周晚期从邾国分离出来的，已为2002年枣庄东江墓地的考古资料所证实③。

①许宏：《先秦城邑考古》第285～287页，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年。

②《春秋邾分三国考》齐鲁书社，1982年。

③李光雨等：《山东枣庄春秋时期小邾国墓地的发掘》，《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5期；枣庄市政协台港澳侨民族宗教委员会等：《小邾国遗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学者还据此复原了春秋早期小邾国的王室世系①，其都城所在就是附近的东江古城，年代同为春秋早期②。

滥国，则为枣庄徐楼出土的滥国有铭青铜器墓葬所证实，年代为春秋中晚期③，其都邑应距离墓地不远。

作为西周时期的邾国都城所在，则尚是待解之谜。也请学者专家对其进行考证研究。

春秋时期邾国故城青铜器的出土数量并不多，但青铜乐钟却占比很高。李学勤曾举出三件邾国国君所作乐钟，其中

属于邾宣公、邾悼公，皆为春秋晚期④。最近有学者统计，属于邾国和小邾国的有铭乐钟多达7件，是山东古国中发现有铭乐钟最多的侯国。

①李学勤：《小邾国墓及其青铜器研究》，《东岳论丛》2007年第2期。

②《山东古城古国考略》第450、451页。

③石敬东等：《枣庄徐楼墓葬及相关问题》，见《海岱考古》第7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赵平安：《宋公作叔子鼎与滥国》，《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

④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1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年代多集中在春秋晚期，且文字华美，铸造精良①。究其原因，应该与当地“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的传统不无关系。用实物验证了峄山为“礼乐圣山”。

在孔子时代，“邹人之子”孔子开创私学，教授弟子的“六艺”，“礼”“乐”是六艺的主要组成部分。后孔子弟子编辑“礼记”，才有了后世对“礼乐”的传承及发扬光大。

正因为邾国、鲁国的礼乐文化十分发达，“邹鲁”成为历史上礼乐文明的代名词。想必春秋时人对邹鲁地区的文化中心地位是有深刻印象的。

①朱晓芳：《齐鲁金声——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研究》第219～2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四、峄山，战国时期的“邹鲁之风”

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邹文化、鲁文化开始快速交流，进而融合成邹鲁文化，而这种融合是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地理单元内，东夷文化与夏文化融合的缩影，也是由于社会变革而导致原部族方国与封国间的势力消长，从而达到文化的融合。

在这期间，子思是一个过渡性的关键人物。孟子是一个传承性的关键人物。战国时期，孟子对儒学的继承与发展，致使邹鲁之地依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镇。

子思，名伋，生于孔子晚年，为孔子嫡孙。在战国初期邹鲁之风的形成发展中，子思功不可没。

第一、重振邹鲁文风。孔子去世后，他将因弟子各奔东西、散游诸侯，儒分八派，鲁地一度消沉的文风重新振作起来，使之得以延续。

第二、兴教讲学扩充到邹地。这在战国初期鲁国国力日衰，“状如小侯”的情况下，为邹地传承发展儒学，培养人才，提供了支持，也为孟子的出现奠定了厚实的文化基础。

《史记·孟荀列传》中，既有“孟子授业子思之门人”一说，邹城现存宋代以来的林庙石刻中，记载子思曾来邹地讲学，并在邹地写成《中庸》。元代所修的中庸精舍，有孔颜孟三氏教授张䇓所写的《中庸精舍记》记其事:

“旧名子思讲堂，谓孟子传道于此①”。

此后，改为中庸书院、子思书院等，明清时代多次重修，今遗址尚存。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战国时期的邹城，应该是齐国在鲁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这一点可以从邾国故城集中出土具有“物勒工名”性质的陶文得到证明。也就是说，邹城具备传承儒学发展的条件。

第三、子思施教，以传授五经为主。这为形成“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对《诗》《书》《礼》《乐》“多能明之”的邹鲁之风形成打下基础。

《孔丛子·杂训》载：“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训焉，学必由圣，⋯.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这说明，在战国百家之学兴，天下之士，朝秦暮楚，以干世主的风气下，人们要学什么?面对混乱的思想局面，子思坚持“学必由圣”，排除杂说，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传承儒学，这对邹鲁之风的形成，延续、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事实上，邹鲁之风的形成由孔子教授六经之起到孟子崇孔读经之兴，子思是个关键人物。

①刘培桂：《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齐鲁书社2005年9月，第28页。

正如清代黄以周在辑录《子思子》时所言：“求孟子学孔圣之师承，以子思为枢纽①。”

在战国早中期相当一段时间，儒学声势大衰，《诗》《书》《礼》《乐》的传授也仅在齐鲁之地绵延不断而己。而在邹地形成一代文化风气的，则孟子是领军人物。其一，孟子为战国时代振兴儒学之大师，且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论儒传教，影响巨大。其二，孟子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邹国。其对邹地的文化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他在四十岁之前，没有离开邹国。幼承母教，从师学习，设教授徒，出仕为宦。其三，在40岁到60岁的20年间，曾周游列国，于齐、梁两大国之间奔波往复用力最多，冀有所为。孟子在邹、鲁、滕、薛、宋等国间率徒游说，传经讲学，将邹鲁之风传播各地。第四，终老邹国。孟子84岁去世，晚年20余载主要是在故乡邹国过的。其晚年对邹鲁之风的推助及兴盛发展影响甚大。

《庄子·天下》篇是我国最早的学术史著作。庄子通过对古代思想、学术发展的研究，认定在邹鲁地区存在着一个“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的阶段。

那么“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是指哪些人呢?

①《二程语录》转引自李启谦《子思与〈中庸〉》一文。

“邹鲁”并称，始见于战国《庄子·天下篇》。从地域上，邹鲁，战国时代的东方一个地域名称①“邹鲁之士”，

应该包括“邹鲁”一带的士人。

搢绅，搢，插的意思；绅，束身的带子。搢绅是一种服

饰特点，大概是指身着宽松的长袍，用绅束身的样子。“搢绅先生”是从服饰上说的，是指身着“搢绅”打扮的先生②。

“邹鲁之士”的概念大于“搢绅先生”，应该包括“搢绅先生”在内。“搢绅”大概不是专指儒服，而是当时一种在有学问的人当中比较流行的服饰，儒家的人可以穿，墨家的人也可以穿。因此，“搢绅先生”既可以指儒家的人，也可以指墨家的人。这样看来，所谓“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就是指邹鲁一带有学问的士人，再联系他们所习的“诗、书、礼、乐”来看，他们大致是儒、墨中人。儒、墨两家都习诗、书、礼、乐，也都精通诗、书、礼、乐，但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儒、墨两家对于诗、书、礼、乐持有不同的看法。儒家持同情的看法，有一种温情的敬意，主张“述而不作”，在礼坏乐崩中维持礼乐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墨家则持改革的看法，主张对礼乐进行一番合乎时宜的改造。

①指今山东省南部偏西地区，主要有邹、鲁、滕几个诸侯国。其中邾鲁毗邻，两国“击拆之声相闻”。

②《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回答子张问什么是“行”，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子张听后，立即“书诸绅”，就是把孔子说的话记在束身的带子上。这是孔门儒者服饰用绅的明确而可信的记载。

《庄子·天下》篇认为，古代思想、学术有一个基本的核心，可以称之为“道术”。“道术”本来只有一个，故曰：

“原于一”，在政教合一的时代，“道术”自然在王官之学，由王官所掌握。然而，到了礼坏乐崩、学术下移的时候，诸子百家为了应对时代课题而涌现了出来，他们藉由各种方式了解那个“道术”，人人有所见，亦人人有所得，并且都根据自己的所见所得谈论着“道术”，都自以为自己了解或掌握了真“道术”，有一个人即有一个人的“道术”，有两个人即有两个人的“道术”，有一千个人即有一千个人的“道术”，于是“道术将为天下裂”。

介乎“道术”原于一和为天下裂之间的，是“道术”转移到了邹鲁一带，集中到了《诗》《书》《礼》《乐》《易》《春秋》那里，从而为“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所能明瞭掌握。“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明瞭掌握了“道术”，也就是掌握了古代思想、学术的核心和命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邹鲁也可视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

战国时代的庄子，在其《天下篇》中对邹鲁地区“礼”“乐”兴盛，做过生动的描述：

“古之人其备乎!其明在于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纵观从孔子到孟子，在战国之世形成的“礼”“乐”兴盛，即“邹鲁之风”，实际是一种士风，即是在邹地形成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时尚风气。

第一、邹鲁之风是一种以“述唐虞在代之德”为己任，坚守传统，弘扬传统的风气，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二、邹鲁之风是一种尊崇孔子，弘扬儒学的风气。孟子以 “聚天下英才而教之”，对《诗》《书》《礼》《乐》独“能言之”，因此，邹鲁则是儒学一处弘扬孔子儒学、培育儒家学者，坚持传播，发扬儒学的大本营和文化基地。

第三、邹鲁之风是一种崇尚道德教化，宣扬修身养性之风。孟子道性善并专讲仁、义、礼、智四端之说，倡言要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大力宣扬“养浩然之气”，要“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这是孟子所极力宣扬和坚持的，也是邹鲁之风所体现的一种道德精神。

第四，邹鲁之风是一种知识分子坚持理想，壮志有为的风气。由孔子到孟子，都体现着一种胸怀天下、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孔子及其弟子、子思、孟子是这样。孟子之所思所想即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以积极人生态度，投身其中，“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①。”甚至周游列国，四处碰壁，有志难申之时，则“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坚持理想，独行其道。这反映出以孟子及其弟子为主体表现的邹鲁之士的共同精神面貌和风气时尚。

在战国之世儒学及百家之学的发展中，孟子实成为儒家学派的领军人物，是开新局的中兴巨人。自《天下篇》始，孟子已成为战国儒学的代表。故在《天下篇》中“邹鲁”并称孔孟之乡，邹、鲁并称，邹在鲁前，实因孟子。这是战国儒学发展的时代印记，也是孔孟故里区域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儒学因孟子而兴，邹国因孟子而名世，“邹鲁之风”因孟子而达于繁盛②。这个时期的邹鲁大地，已经是儒学文化的兴盛者、引领者。

①②王志民：《战国时期“邹鲁之风”的形成与演变》一文。有删节。

五、峄山：秦汉时期的邹鲁高地

邹鲁之风在战国至秦汉的历史变迁中，传承发展，与时俱变，蔚然成为邹鲁之地一种独特的文化学象，这种变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由士风到世风。即由知识分子风气演变为邹鲁之地的社会风气。一是士风延续，断而未绝。《史记·儒林列》载：“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的文化景象。兵临城下，依然书声朗朗，弦歌不绝，亦可见邹鲁之士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依然有着坚守传统、光大邹鲁之风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二是影响所及，向世风转化。《史记·货殖列传》：

“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

这说明，好儒之风，到秦汉时，已经从知识分子的“士风”逐渐演变为邹鲁之地的民风民俗了。邹鲁以其尊孔好儒，风行诗书礼乐，已成为邹鲁异于他邦的社会的文化景象。

第二、由邹鲁影响到到全国。由于孟子及思孟学派的大力推动，邹鲁之风在战国时代既已远播全国，深深影响了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发展。

一是孟子率邹鲁弟子周游列国，力倡仁政，传播儒学，弘扬邹鲁之风的文化精神，使区区小国之邹，因孟子而名扬天下。“邹鲁”遂成为儒学故乡之代名。推高了儒学在战国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地位，大大提升了邹鲁之风在诸子争鸣中的影响力。

二是邹鲁之风劲吹稷下。孟子带万章、公孙丑等弟子，三次游齐，与齐宣王及稷下先生多有论辩，大力推行仁政主张。战国之士，稷下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前有孟子，后有荀子，光大儒学，助推了诸子学术争鸣。而齐鲁之地则南有邹鲁之风，北有稷下学宫，共同营造出战国学术文化的“重心”地位。

三是邹鲁之风通过讲学或游学、官学或私学，播撒各地。形式有三种：第一，孔子弟子通过入仕，在政治实践中传播邹鲁文化；二是孔子、孟子弟子在收徒讲学中传播邹鲁文化；第三是思孟学派与荀子学派在传播邹鲁文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横扫六国，全国一统，废分封，设郡县，为邹鲁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必要的民族融合、地域融合的历史条件。西来治鲁的周人，不再是“镇抚东方”的统治者，而融为当地平民。邹鲁均置郡县，没有爵位等级差别，也不再发生战争。

《汉书·地理志》“鲁国”条下师古自注曰：

“故秦薛郡，高后元年为鲁国”；又“驺县”条下

注曰：“故邾国，曹姓，二十九世为楚所灭。峄山在北。莽曰驺亭”。

知邾国在战国时灭于楚，秦及西汉时设县，属于薛郡，王莽时改为驺亭。

《史记·封禅书》载：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

圣山之名加之邾城的经济中心地位，无疑是秦始皇帝两度登临峄山的原因。奠定了峄山为邹鲁文化高地的象征。

始皇帝于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巡行东方，先到邹峄山，行祭礼，刻石颂秦功业。同时召集邹鲁地方的儒生七八十人稽考封禅礼仪。这说明，第一，邹鲁地区在秦国统一全国后，文化及文人士人还相当多，这里依然是当时的文化高地，如果不到这里进行封禅，就是对文化还没有征服。第二，先封禅峄山，说明邹峄山在秦始皇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是对邹鲁儒生及其邹鲁文化的尊重认可和高度重视。显而易见，峄山是东方文化重地的名山。

秦始皇的峄山之行是其封禅泰山的序曲，其一，秦始皇的封禅活动将原始简朴的泰山封禅说改造成政教合一的受命就职典礼。其泰山刻石就是秦始皇的就职演说词，我们从其内容上便可略知一二。其二，秦始皇是按照邹鲁儒生宣扬的受命说，认真地举行封禅大典的。然而，秦始皇的封禅，却在邹鲁文化的代表——峄山上立下了千古不朽的“秦峄山碑”和“书门”遗址①。

秦始皇的封禅活动拉开了邹鲁文化进军华夏继而独霸天下的序幕。如果说，五德终始理论为秦始皇认识邹鲁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秦始皇的泰山封禅活动则着实架起了一座邹鲁文化通向全国的桥梁。而后秦始皇的出游多次留连往返于邹鲁大地，也许初步品尝了邹鲁文化的博大精深，客观上扩大了邹鲁文化的影响，促进了邹鲁文化向华夏大地的传播和渗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为邹鲁文化统治汉代思想文化界打开了通道。

①“书门”遗址，为峄山绝崖。据峄山旧志记载：“省通志述：山北有绝岩，秦始皇刻石颂功德，命李斯撰文，谓之书门。《水经注》：‘秦始皇观礼于鲁，登于峄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铭山岭，名曰书门。其地未详。’”

2015年邾国故城出土一批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陶量，陶文中有“度同”、“鄒”等，这是“官量的标识”。证实邾城至少在西汉仍为春秋时期以来就已形成的区域经济中心①。

两汉时期，汉武帝实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为邹鲁文化的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和发展机遇。

一是邹鲁文化与邹鲁之风，便由先秦时期的一种地域文化、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一言，而上升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成为统治者治理社会的指导思想和士人为人为学的一种标准。二是研习邹鲁文化成为士人入仕为官、光宗耀祖的一条通道，促进了邹鲁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由此一来，研习经学就成为一门学问，邹地也就出产了很多思想家、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如韦贤、韦玄成、匡衡、龚遂、王龚、王畅、刘表、唐彬、刘宝等人，皆以明经入仕，形成了一个以明经入仕的学者政治家群体，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如，思想家仲长统的治国安邦《昌言》《乐志论》表征了汉末山水意识和山水文学的萌生；王弼开创的玄学、王叔和开创的《脉经》医学、王粲代表的文学高度，这种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文化传承，是“邹鲁”文化得以长盛不衰的“基因”。

①2017年邾国故城出土新莽时期的8件铜度量衡器，包括2件诏版、1件货版和5件有铭权、衡，制作精良，是新莽改制的实物证据。证实着邾城该地至少到新莽时期，据发掘简报，出土铜权、衡的地点位于汉代官署区，而且出自一口废弃的水井内，推测弃置行为与西汉末年的社会动乱有关，是有道理的。据史料记载，王莽时，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为区别于莽军，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后数岁，赤眉遂寇东海，与王莽沂平大尹战，败，死者数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颍川，还入陈留，攻拔鲁城，转至濮阳”（《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赤眉军上述战事，均距邹城甚近，权衡的弃置，以及衡杆的毁器，可能与此动乱有关。自此而后，邹城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似乎也就此终结了。

汉朝司马迁，在著述鸿篇巨制《史记》时，记述他在邹鲁地区体验礼乐的盛况：“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①。”实为邹城历史上的光辉的一页。至今，邹鲁地区的乡射礼，颇有当年司马迁观赏时的遗风。

司马迁在邹、峄探寻孔、孟，追溯儒学渊源，接受邹鲁文化熏陶。后世之所以推崇“邹鲁”，而不是崇尚“鲁”，是以更加认同“邹”的文化因子，崇尚峄山上“孤桐”的高节、更崇尚孟子的气节而形成的文化“风骨”，才有后世秦始皇东巡，首封邹鲁文化高地的象征——“峄山”。

①“邹”，邹县，汉时邹县治所曾一度设于故陬邑之昌平乡。《水经注》云：“邹山，故邾娄之国，曹姓也。叔梁纥之邑也。孔子生于此，后乃县之。”司马迁“乡射邹、峄”“即指先“射”于邹，尔后“射”于峄。

作者简介：刘真灵，高级讲师。长期致力于邹鲁文化、伏羲文化、人文地理的研究。现为全国中小学乡土文化教材编委、伏羲易经文化研究会业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管理科学院学术委员、济宁伏羲文化学会副会长。已出版《邹城乡情》、《在行动中创造教育》、《知识拯救生命》、《儒学经典教育丛书》、《邹鲁凫山话伏羲》、《峄山志》、《峄山诗墨迹选》等多部专著。

图文编辑：黄艳生，济宁伏羲文化学会专家顾问团副团长、济宁市中华文化促进会伏羲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济宁市伏羲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安徽亳州谯城区药用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