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译经师分别是：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

鸠摩罗什大师( 350 —409) 是我国后秦僧人, 魏晋时期(公元401 年) 来到当时的译经中心———长安, 在逍遥园译场内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他主持翻译的佛经典籍达四百卷之多, 翻译的质量, 在当时和后来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维摩诘经序》称他所译的经文“文约而诣, 旨婉而彰”, “曲从方言,乖不趣本”。《百论序》赞其“质而不野, 简而必诣”。后人称道他的译文“善披文义,妙显经心”, “众心惬服, 莫不欣赏”。近人梁启超则赞道: “鸠摩罗什者, 译界第一流宗匠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

胡适先生曾在《佛教的翻译文学》中,根据罗什改“天见人, 人见天”一句译文为“人天交接, 两得相见”, 认为罗什反对直译。并说: “他的译本所以能流传一千五百年, 成为此土的‘名著’, 也正是因为他不但能译得不错, 并且能译成中国话。”这说明他译经的长处是在于语工。

罗什的确是很讲究译文的文采的。据宋朝的陈善说: “予观鸠摩罗什及竺法护所译经: 法护曰‘大众团团坐, 努目看世尊’。罗什则云: ‘瞻仰尊颜, 目不暂舍’。不惟语工, 亦自省力。即此可以卜才之长短”。十分肯定他译经的文采。罗什自己也主张只要能存本质, 不妨“依实出华”。罗什虽然十分注重文采华丽, 但其翻译态度却十分严谨, 处理手法也很“折中”。例如他译经时总是紧跟原文的意旨, 务求准确达旨。僧肇评价他译的《维摩诘经》“陶冶精求, 务存圣意”。他自己也说过“存其本质, 必无差失”(《鸠摩罗什传》) 。这说明他在注意“雅”的同时, 对“信”也没有丝毫放松。而“文约而诣, 旨婉而彰”, 是说他注意“达”的方面。可见他是我国译史上在实践中遵循“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的第一人。

《鸠摩罗什传》中还记载了他一段著名的翻译理论: “改梵为秦, 失其藻味, 虽得大意, 有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这是中国译学史上最早论及翻译文体与风格问题的, (“嚼饭与人”这一妙喻后来一直是译者的警示) 。说明他注意从文学的欣赏角度, 考虑文学品味。宋朝赞宁说:“童寿(罗什) 译法华, 可谓折中, 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宋高僧传》) 梁启超指出: “‘天然语趣’四字, 洵乃精评”, 并认为“自罗什诸经论出, 然后我国之翻译文学,完全成立。盖有外来‘语趣’输入, 则文学内容为之扩大, 而其素质乃起一大变化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胡适也认为“翻译的文学到此方才进入成熟的时期”。如此看来,罗什对中国翻译文学的贡献是功不在禹下了。

事实上, 鸠摩罗什所译佛经如《金刚》、《法华》、《维摩诘》等都是文学味很浓的佛经典籍, 其中的《维摩诘经》本是一部小说, 极富文学趣味。所以翻译中自然会触及审美层次。加之罗什从小精熟梵文胡语, 文化修养与文学造诣都很高, 即梁启超所说的“什即华梵两晓, 则游刃有余也”。这使得他具备了求工求雅的才能。又由于他对译文勤于推敲, 译风严谨,“一月余日, 疑难犹豫,尚未操笔”。所以译文达到了“会达方言,风骨流便”的境界。不过, 罗什倾向于意译, 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语言时代风格的影响。在罗什译经的时代, 正是我国美学正式建立的时期, 也是文风开始趋于华美,发生转型的时期。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可以看出语言风格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翻译的语言也必然会受到影响。胡适说的“在当日过度的时期, 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佛教的翻译文学》)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罗什还是我国最早开设译场的译家, 他在逍遥园与长安大寺设立译场, 率弟子八千余人, 大规模地翻译佛经, 为后来设立译场在经验上提供了借鉴。他也是较早开展翻译批评的一位译经大师, 他考证了前人的译经, 批评其中的翻译与方法, 对旧译诸经中失旨的地方逐一校正, 使之“义皆圆通, 众心惬服”。

真谛大师

紧接罗什之后的是真谛(499 —569) 。《开元录》中说真谛“少游诸国, 历事众师,先习外典, 备通书奥”。时人称他是南北朝时期学识最渊博的译家。他于公元546 年开始译经, 译了《摄大乘论》、《俱舍论》、《唯识论》、《金光明经》等大量重要经典。据《高僧传》说, 二十三年中, 真谛所译经论、记传共有十四部, 合二百七十八卷, 另有自作义疏十九部。其所译《摄大乘论》对我国佛教思想的影响甚大, 成为南朝摄论学派的主要理论基础。

真谛的翻译在质量与方法上都曾受到过当时及后人的高度评价, 如梁代名僧慧恺在《摄大乘论序》中盛赞真谛说: “法师(真谛) 既妙解声, 善识方言, 词有隐而必彰,义无微而不畅”。表明真谛的译文具有“信”“达”两全,“文”“质”兼备的品质。又说:“法师游方既久, 精解此土音义, 凡所翻译,不须度语……”。是说他在翻译中努力采用汉文, 尽量少夹梵字译音, 注重融会贯通,表达圆活。又说他翻译时“于一句中, 循环辨释, 翻复郑重, 乃称相应。”是说他译笔慎重, 译风严谨。

真谛虽然没有留下条理化的翻译理论。但他的一些零星片断观点和见解却也显得精辟独到。如《高僧传》记载了真谛对他的翻译助手慧恺所说的一句话: “我有了你共译两论(《摄大乘论》与《俱舍论》) , 词理圆备, 吾无恨也!”可见真谛的基本思想是信达兼顾的。他提出的“词理圆备”也不失为简易明了的翻译准则。

慧肇还在《摄大乘论序》中申明此论的翻译原则是: “翻译之事殊难, 不可存于华绮, 若一字参差, 则理越胡越, 乃可质而得义, 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译, 文质相半。”序中所强调的翻译中不可求“文”而失“信”这一原则, 实际上也是真谛本人在翻译《摄大乘论》时所遵循的原则和所持的主张见解。

玄奘大师

第三位是玄奘(600 —664) , 他是我国唐代的佛经大译家。在他长达二十年间的佛经翻译生涯中, 先后共主持译出经论七十五部, 共一三三五卷。这个数字, 比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还多六百余卷, 占唐代新译佛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印度学者柏乐天说: 玄奘“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记忆着”(《伟大的翻译家玄奘》) 。玄奘译经的质量, 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佛教史家们把玄奘的译经称为“新译”,证明是他开了佛经翻译史上一代新风。道宣说玄奘译经“出语成章”,“词人随写, 即可批玩”(《续高僧传》) 。《大唐西域记》中说他“览文如已, 转备犹响”。表明他精熟两种语言, 又深通佛理, 翻译的质量独步一时。

梁启超认为玄奘“意译直译, 圆满调和, 斯道之极轨也”。其所以如此, 正如柏乐天所说, 他“是把原文读熟了, 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可见他是何等精于翻译之道。他的翻译手法也十分高超。据柏乐天与我国学者张建木考查, 他在翻译中娴熟地运用了补充、省略、变位、分合、译名假借、代词还原等翻译技巧。正是这些技巧的娴熟运用, 使得他的译文在形式与内容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玄奘在中国译史上的另一杰出贡献是他主持的译场, 组织严密而完备, 从译主到监护大使, 前后共十一道程序, 层层把关,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译经的质量。特别是其中的“证义”(审查译文与原文的意义) 、“缀文”(使译文表达符合汉语习惯) 和“润文”(从修辞角度对译文润饰) 三个层面, 保证了译文的“信达雅”。

玄奘提出的著名的翻译理论是“五不翻”, 所谓“不翻”就是音译, 即对于原文中的神秘语( “秘密故”) 、多义词( “含义多故”) 、中国没有的物名( “此无故”) 、久已通行的音译词( “顺古故”) 、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下所用之词( “生善故”) ,皆宜不翻, 照写原音。在佛经翻译时期, 许多佛经译者大体都遵循这一原则, 所以汉语词汇中才出现了大量汉化的外来语如“菩提”、“三昧”、“罗汉”、“菩萨”、“般若”等等。应该说, 玄奘的“五不翻”理论, 对于传译那些在汉语中无恰当表达形式的梵语,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的含义, 处理翻译中因文化和语言导致的差异, 以及文化交流, 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只是这一译法所受限度太大, 稍有不慎, 就会使译文读来象钱钟书所说的那样, 是“正穿屈曲崎岖路, 又听钩舟格磔声”了。

不空三藏

最后一位是不空(705 —774) 。不空十五岁时拜金刚智为师, 此后便一直参与译场翻译。《贞元释教录》记载, 不空一生中曾改译《仁王般若经》二卷, 重译《密严经》三卷与《文殊师利佛刹功德庄严经》二卷。翻译了大乘及密教经典共一百一十部, 总计一百四十三卷。其中所译《金刚顶经》是密宗的重要经典。

不空在翻译理论上不及他前面的三位大师, 但据圆照《贞元释教录》记载, 他刻苦学法, “通彻”所译诸经, 并遍游天竺, 广求密藏与各种经论, 获罗尼教《金刚顶瑜伽经》等八十部, 大小利经论二十部, 共一千二百卷。他的翻译态度十分严谨, 凡是所译经文, 必须经过悉心研究, 然后动笔翻译。

所以他翻译的经文, 质量受到当时人们的极高赞誉。可见, 他虽然没有留下成文的理论见解, 但其翻译思想却是很明确的, 那就是注重译文的质量,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讲求精品意识。他在世时居灌顶师位达四十余年, 受到“朝野倾心敬奉”, 也说明了他在译经事业中的卓越成就。

中国佛教寺院在建筑规制上有一定规则。一般来说，正规的寺庙由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本寺主供菩萨殿、法堂、藏经楼组成，根据寺庙的规模不同，有所增减。

山门殿一般左右是哼哈二将，也有说法是古印度的王子，总之是两位手持金刚杵的力士。再往里，就是天王殿，又叫弥勒殿，左右供奉四大金刚，中间是未来佛祖弥勒佛，笑口常开，大肚能容，喜迎八方来客。而在弥勒佛的背后，站立着一尊手持降魔杵的金甲将军形象的菩萨，不怒自威，威风凛凛，这就是韦陀菩萨。

韦陀是南方增长天王手下八神将之一，专司降妖除魔，维护佛法昌盛，是佛教的守护神。《金刚光明经》第三卷记载：释提桓因及日月天，阎摩罗王、风水诸神、违驮天神及毗纽天，大辩天神及自在天、火神等神，大力勇猛，常护世间。

韦陀是印度神祗，拥有塞建陀天、犍陀天、违驮天、违陀天等一大堆古怪的外国名字，但在中国，传说俗家姓韦名琨，这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中国名字。细细品味，有一种洋老外到中国入乡随俗的既视感。事实上，两汉以降，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华文明合流，印度韦驮天就与《道宣律师感通录》所言韦将军合二为一，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化，逐渐形成今日所见的韦陀菩萨：国字脸不怒自威，单眼皮凤目斜挑，头戴凤翅盔，身披锁子甲，全无高鼻深目的洋气，活脱脱一位帅气中华大将军。

佛教是一个讲究众生平等、讲究包容的宗教，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救度世人，直指人心。因此，弥勒佛常做憨笑大开方便之门，芸芸众生放下执着，皆能入得解脱之门。而韦陀则代表着包容背后的理性警醒，护佑心向清净乐土的善士，冷眼警惕诡诈奸邪宵小之辈。

有意思的是，韦陀菩萨的造型还能标志寺庙功能，降魔杵不同的持法都具有特别的含义：一者手握肩抗，这意味着本寺为十方丛林，欢迎四方挂单僧众落脚；

一者是双手合十平托降魔杵，明示外来和尚虽然不好长期挂单蹭饭，但是临时歇脚两天没有问题；

三者杵杵在地，云游僧众至此，便知道庙小难留客，能管顿斋饭就不错了。

管中窥豹，这一细节隐隐折射出佛教构建传教系统具有严密的层次关系，形成了内部高度可识别的造型语言。或停或走，知客僧和云游客都自清楚明白，少了许多的尴尬。韦陀无言，却又胜过千言了。

韦陀虽然是个外国和尚，但是本土化后，和浙江关系很是亲近。据说浙江天目山是韦驮菩萨的道场。每年农历六月初三是韦驮菩萨圣诞，这里都是热闹非常。这其中，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

传说long long ago，有两位高僧占空、定慧到天目山开设道场，徒众数十。一日，定慧下山化缘，来到富阳首富吕百万家，正遇到吕总夫人难产。定慧慈悲为怀，将独家秘方南海催生籽送给他。吕百万喜得麟儿，感激万分，拉着老和尚加微信好友，要发个大红包……拉着老和尚打听法号，好到庙里感谢。老和尚做好事不留名，扬了扬手上的木扳指笑道： “贫僧危渡。”吕老板搜索微信名没找到，四处打听着到庙里一看，韦陀手上戴着那个木扳指，名字谐音和“危渡”差不离，一时以为是韦陀显灵，连忙全家皈依，连续给庙里发了好大红包，捐了好多银子，从此，韦陀道场就在天目山扎下了根基，香火蔓延千年，福佑一方山水。

上述回答是diliu185原创回答，希望你能喜欢。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