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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想见”与“被想见”| 阅读《史记》

读龚炜《巢林笔谈》：姜麟目陈文恭为活孟子，未免推崇太过，然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固是圣门高选。

读《贞观政要》，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下诏：朕听朝之暇，观前史，每览前贤佐时、忠臣徇国，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钦叹！

读胡洪侠《书情书色·二集》：读其书而想见其人，是东西方读者的共同爱好。

一位女士想见写了《围城》的钱锺书……《尤利西斯》出版且出名后，无数年轻人想见见作者乔伊斯。……

“想见其为人”和“想见其人”频现我之阅读中。

难道他们真的那么迷、那么“粉”、那么“想见”？（“见”且不作“现”解，并模糊两种“想见”之差别。）当我在《史记》中一而再地看到司马迁也因读之书文而“想见其为人”的表达时，我确信这是真的；同时确认：司马迁当是中华如此“想见”的“始作俑者”。

一

读《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司马迁应该是读过孔子编著整理的六经五经之类的，应该也会读到《论语》。关于孔子的“为人”，《孔子世家》中有段司马迁整理的孔子“自述”，便出自《论语·述而》（2、19、34章）。当孔子得知子路不屑于回答叶公的孔子之问时，孔子说：“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简单生动，似乎谁都能够如此，却别具孔氏特色。

《孔子圣迹图》

孔子该是一个被想见最多的历史人物，司马迁该是想见之人中的“骨灰级”代表。

读《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句式一如前。

特种邮票《屈原》

先读过屈原那些充满激情、志望、忧患、郁闷、悲怨、浪漫、幽幻的篇章，再驻足汨罗江边屈原投江处，推人及己，司马迁潸然泪下……

屈原的经历境遇、忠义竭诚、清正高洁、秉性品行、才识文采，是最能引起司马迁共鸣的。若不是为了“成一家之言”而“表于后世”，身受极刑、“独身孤立”的他恐也早效屈原自弃于浊世了——他不想“轻于鸿毛”。

读《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句式虽有异于前，句意无异。

管仲画像

把相去一百多年的管、晏二人列传在一起并序在第二，足可见司马迁对二人之另眼。

“欲观”即“想见”，“行事”即“为人”。欲观而不得观，想见而不得见，于是便尽自己所能地记述管晏故事而垂之于世，以让世人、后人能够从记载之文字阅读中产生同时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之类似欲想——难说其关于人物的纪传不都是“照此办理”的。

管仲之为人，主要体现在其为政、及其辅佐齐桓公致霸上；若从管鲍之交、从其不死公子纠以及富可敌国、滥娶僭越等“小节”上看，其为人是颇可争议的。

同为“高官”的晏子之为人要比管仲低调多了，也更具正能量——力行节俭，位高权重而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危言危行，顺命衡命，而事齐三世。

可以想见，“想见情结”已在“读者”司马迁身上形成，而能把“想见（欲观）”孔、屈、管、晏落到书面上，说明那是他情之独钟。

二

司马迁首先是一个善读嗜读者，然后才是一个旷世作者，而其所读当然不止孔、屈、管、晏之书。

读《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显然，这些人的这些书他是读过了的。

关于其所读的记载，《史记》中不胜枚举，如：“吾读《秦纪》”“余读世家言”“余读《司马兵法》”“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余读孟子书”“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

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等等。

如此，则司马迁想见的当不止孔、屈、管、晏。

其实他也只是想想而已，就算他笔下那些先贤都健在，而他也都有机会见到他们，有辱在身、有“书”在身的他估计也是不会去见的，他是“绝宾客之知”（《报任安书》）的。他要只争朝夕地完成他的《太史公书》，他的心态和紧迫感不允许他把时间耗费在一见再见任何人上。

——“读万卷书”的同时或之前，司马迁还“行万里路”了。

读《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

读《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生龙门……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读万行万，体现的也是一种“想见”。司马迁满怀忧患意识地把握着自己的生命，“刑余”后的紧迫感尤强烈。

三

读《太史公自序》，病重的司马谈牵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马迁流着泪表态：儿子虽不才，但请父亲大人相信，我一定将您收集到的史料整理、续写成书，使之毫无缺憾地留传后世。

读《报任安书》：所以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显然是衣钵了孔圣思想：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

在复任安、答壶遂的文字中，司马迁幽晦地托出了他“绍明世”、继先贤、遂父愿、显后世的意志。他“惧志行而无闻”，他要成为后世“有闻”的“古人”——没世无闻，古人惟耻。（司马迁《悲士不遇赋》）

如果说前述表明的是司马迁身上的“想见情结”，那么此则表明，更有“被想见情结”耿耿在他的身心深处——读万行万而后写万、“立万”。

“想见”与“被想见”，如扭结在一起的双动力，激励、促进着司马迁，而“被想见”的力度尤大——他想“重于（久于）泰山”。

套用“太史公曰”句式，我想曰：余读司马氏《史记》，尤其其《项羽本纪》《孔子世家》《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篇，慕服其笔力毅力，想见其[为]人。——我也只是想想而已。

两千一二百年过去了，可以说，司马迁“被想见”的愿望没有落空——当然不只在微渺之我之想。

韩城司马迁祠

（本文为“第四届伯鸿书香奖·阅读奖”获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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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