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的意思，仕字的演变？

仕和士的区别？

√东汉时期，故官吏再仕途径与职位有什么变化，为何比普通人更容易

东汉故官吏再仕的途径仍然处于东汉主流的几大选官途径之下，东汉去职的故官吏再仕其主要途径为皇帝征召。《后汉书》所见东汉故官吏再仕近270例，公卿举荐、察举辟除共见40余例，除未说明原因者外，其余都为皇帝征召。

一、再仕途径

东汉皇帝作为法律规定中最至高无上的权力代表者、行使者，对官吏的任免也享有最优权。皇帝可以随意征召在朝官吏或者去职的故官吏。皇帝对故官吏的征召可分为不同级别。

普通的征、召以及更为优待的公车征、公车特征、安车蒲轮征等。出于对不同个体重视程度的差异性，皇帝对故官吏征召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后汉书》记载皇帝征召故官吏的名称有多种。

包括以之为、拜、征、诏、擢等等。通过上述方式起用的故官吏多为原中央高官或者地方大员，这些故官吏通过皇帝征召后再仕职位也较高。如，金城太守霍谞，因丧去职，服阕后“公车征，迁北海相。”

度辽将军陈龟，乞骸骨还乡，“复征为尚书。”皇帝征召去职故官吏的过程中，也体现出皇权的独尊性。皇帝能随意起用去职的故官吏——不仅能起用服丧的故官吏，也能起用因犯罪而沦为刑徒的故官吏，更有甚者，前言禁锢某官，后期又起用该官吏。

在此过程中，皇帝司法独断性、最高任命权的本质得到体现。此外，还有一些故官吏是通过太后的任命而再入仕途的。这属于特例，一般是太后会召起因特殊原因去职的外戚。

或者是在皇帝刚去世太后初掌政时复起有声望的故官吏辅政。在本质上太后征召与皇帝征召相同，都是正统皇权征召。

通过察举再仕。东汉科举分为岁举以及特科。察举是东汉士人的主要晋身途径，其中举孝廉的群体范围主要为下层士大夫，普通平民多以孝廉进入仕途，故官吏通过孝廉再进入官场的，在官资上就与普通平民相近了。

孝廉也被认为是清流之目，在汉代，孝廉也被视为官吏们进身的正途。东汉故官吏通过举孝廉再仕的比较少，基本上是去职前官职比较低的低级官吏以及地方小吏会通过举孝廉再入仕途。

如，郅恽，建武时期为将兵长史，耻受军功归乡，仕乡郡，自去。“后又被举孝廉，为上东城门候”气寒朗，永平中为谒者守侍御史，后坐忠、平案，会赦免官，“复举孝廉，后迁长令。”

茂才的要求比孝廉更高，选举范围也更广，不仅囊括平民，也包括着在朝官吏、公府掾属、州郡吏、县令长、孝廉、郎官等等，其职位待遇相较孝廉更好。雷义，顺帝时期为尚书侍郎，坐事论司寇，有诏除刑，后举茂才，为谒者，旋拜侍御史。

而察举制度的特科，一般是因朝廷需要某种人才而实行的，其被举荐对象包括平民以及官吏。东汉故官吏通过特科再仕的有：故侍中寒朗被举儒术笃学；故当涂长荀淑、故楚太仆江革、故雍丘令刘矩、故光禄主事戴封、故渔阳太守王畅被举贤良方正，故议郎崔宴被举威武谋略等。

特科中的故官吏举贤良方正比较常见。贤良方正多是指明确政事、政体以及被公认的有声望的人，故官吏因其宦海经历而积累的个人才名确实与贤良方正的要求更相符。故官吏通过特科再仕后的待遇要更为优良一些，一般能直被任命为地方大员或者任台郎，为皇帝出谋划策。

中央与地方辟除。东汉辟除规模较之西汉有所扩大，中央高官与地方大臣都能自辟僚属，且东汉辟除权不仅局限于三公以及诸卿，大将军、太傅，甚至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也有辟除僚属的权力。

在东汉对故官吏的辟除中，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外戚势力的将军府（包括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的壮大。在东汉朝堂中，外戚势力不仅左右着主要的军事决策，更是直接插手人才的任用。

东汉大将军自邓氏起具有开府的权力。殇帝延平元年，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东汉给予将军府自辟僚属的权力，使得外戚势力飞速壮大，甚至联络士大夫群体，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政事联盟。

在与宦官势力斗争过程中，外戚势力借助其联络的士大夫势力取得了更为显著的胜利，其开府自辟僚属的作用不言而喻。桓帝建和元年，“增大将军府举高第茂才，官属倍于三公。”

一些故官吏，特别是亲近外戚的故官吏会通过外戚将军府的辟除再仕。班氏家族与河西窦氏一向友好。班固的父亲班彪曾为窦融的从事。章帝时，玄武司马班固以母忧去官，被窦宪辟除再仕。

“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及窦宪败，固先坐免官。”外戚在朝堂中的起伏也会影响其辟用的官吏，在外戚势力倒台后，其所辟官吏也会因此被牵连，重及免官。但也多能通过其他途径再仕。

除将军府的辟除外，东汉故官吏也有不少通过三公辟除再进入仕途的。特别是东汉后期，三公辟除更为常见。

汉代三公辟除标准主要为四科，在东汉实际的政事运行中，并不是完全按照此标准实行。故官吏被三公辟除后也遵循辟除任官的规定，由察廉吏、举高第等方式出补空官职或转任台郎。

皇帝也可以下诏指令三公辟除某故官。也有极少数的故官吏是通过地方大臣辟除而再仕的，此类故官吏在初仕时职位也较低，再辟地方后也只能成为小吏，等待升职的时机。在东汉后期，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扩大，一些故官吏也会转投地方割据势力再仕。

此外，还有非制度化的个人荐举，主要是在朝大臣荐举某个特定的故官吏。故官吏在仕宦生涯中展现出的能力为同僚所知，在其去职后，会因之受到举荐。通过大臣荐举而重回仕途的故官吏职位比较高，也更接近朝廷中心，受朝廷重用。

栾巴为桂杨太守时，以病乞骸骨，时为荆州刺史的李固上疏荐其有治迹，“征拜议郎”，后为八使之一徇行州郡。需要注意的是，朝臣的荐举不仅包括对才德之士的认同，也有关系网的作用。

东汉世家大族、累世公卿的盛行，加之察举制度的破坏使得朝廷用人多相互请托，大臣们在其宦海生涯中结成了一张复杂的网络。地域关系、臣属关系以及姻亲关系使得东汉显大夫们紧密相连。故官吏虽然已经去职，但这个关系网在其去职的短期内依然存在，有些关系网甚至能终生存在，并影响着故官吏与在朝官吏的交往。

东汉故官吏再仕途径多样化，主要还是以皇帝征召为主，再者为朝臣举荐、公府辟除。故官吏们在行政上或许脱离了官员身份，实际上仍被朝廷看重，其宦海经历所得的资历以及关系网不至于随其去职而全然消失。下文将就故官吏再仕的职位状况作进一步分析，观察故官吏的官资保留情况，以明晰东汉朝廷对故官吏的重视。

二、再仕职位

东汉时期，一部分故官吏因朝廷急缺某类人才而被复起，再仕的主要原因为自身才能，此种情况下，其再仕的职位多是实职。而一些故官吏去职后，原职位空缺已经被填补上了，如何安置这些再仕的故官吏群体成为朝廷需要考虑的一大问题，一种介于宫廷官与外朝官之间的郎从官便成了最优解决办法。

阎步克认为“秦汉时期，臣下可分为‘吏’与‘宦皇帝者’两类，前者是行政官员，后者包括各种郎吏、谒者中大夫、郎骑等……‘宦皇帝’后来逐渐被称为‘郎从官’依然自成系统。”

大庭脩也认为汉代的郎官是皇帝的家臣集团，也是朝廷高级官吏的备选。郎从官为散官，没有具体的职务规定，郎从官系统自然也无人数定员上的限定，可随皇帝意志自由地增减人员，成为安置再仕的故官吏的一大便利系统。

郎从官成为外朝官吏的直接人才储备，郎从系统也逐渐由内转向外。“台郎显职，士之通阶。”《后汉书》所载史料中数见故官吏通过任职为郎官再仕后等待职位空缺升职的。陆康，灵帝时守二郡，因内幸诬而致免官归乡里，再仕时拜议郎，后迁为庐江太守。宋均因行服去官，后拜谒者，数迁为东海相。

郎官作为一种人才备选系统，在秦汉的朝堂发展中逐渐拥有了禄秩，任郎官的官吏也更容易参政议政。故官吏再仕后为郎官时，也能上谏时政，针砭时弊，为王朝政事服务，在外朝官职有空缺时，他们也更容易出补职位，被委以高职。

此外，东汉大多数故官吏再仕后被委任的职位相较于去职之前有所变化，其官秩上也随之而变。东汉故官吏再仕职位上并无定制，他们再仕后的职位多凭上意。阎步克认为故官吏是不会保留官秩的，他们再仕更多是降秩再仕“离职的故官吏再仕的时候，其禄秩低于原官的情况屡见不鲜。”

就东汉故官吏再仕的具体情况而言，去职的故官吏在职位上确实多降秩，官职较之原职位要低。但也不是所有故官吏再仕都会降官降秩，也有少数故官吏再仕后升官升秩。甚至有官复原职的特例。太尉与太仆为中央高级官吏，选用原任此职的故官吏，或可窥见东汉对高级官吏的优待。中央高级官吏去职后，仍作为高级官吏的备用人才存在。故官吏也会平秩再仕。

东汉故官吏再仕后被委任的职位确实在多数时候比原职要低，但也不能断定东汉故官吏的官秩随着其去职而完全失去，特别是去职前曾委任中央公卿等高职的故官吏，再仕时更见优待。

很多故官吏再仕后也呈现出一种超迁现象。超迁本是在官吏考课中的一种赏赐鼓励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超迁主要是对在任职期间能力表现超群或者有一定政绩、政事贡献的王朝官吏给予职位禄秩上的奖励，使其能够越级升职或者快速擢升。

东汉官场中的超迁现象比较突出，较之西汉，不仅数量上更多，其对象也从对政绩突出的官吏的赏赐转向对故官吏再仕后的优待。东汉故官吏再仕后比较容易超迁，甚至一些故官吏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升任公台。

三、总结

东汉故官吏再仕后之所以如此快升迁，其重要原因还是在于故官吏再仕后降秩，会给这些再仕的故官吏造成一定的落差。使其快速升迁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落差，也为有能力的官吏开通了一项“绿色”通道，使他们能更好地发挥自身能力为王朝建设作贡献。

东汉故官吏再仕后升官升秩、平秩再仕的在数量上较少，降秩再仕的在数量上比较多，但降秩再仕的官吏也容易超迁擢升。从东汉故官吏再仕后任职的总体状况来看，去职前官职较高的故官吏再仕后职位也较高。可见，东汉政权还是考虑了故官吏们前任期间对王朝的贡献以及他们在官僚体系中的话语权，相较于普通白丁入仕，朝廷对故官吏再仕后的任职还是有优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