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的意思，明在古代中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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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朝阳地名与该地区最古老的地名和文化现象关系密切。“朝阳”在上古属于东夷族嵎夷、明夷之地，其地名为旸谷、朝鲜。嵎夷、明夷、旸谷、朝鲜为上古传说中的东方日出之地，是日崇拜的原生地。红山文化的日崇拜、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拜日与尚东等文化基因是朝阳地名的文化背景。朝阳地名是辽西地域文化长期积淀和发展的结果，体现了朝阳文化传统的延续性。

关键词：朝阳；日崇拜；嵎夷；明夷；旸谷；红山文化

朝阳位于辽宁西部，历史上曾称为''酉城”“柳城”“龙城”“黄龙”“三座塔”等。乾隆四十三年（1778），设置朝阳县，因称朝阳。朝阳地名与最古老的部族地名和文化现象关系密切，极富文化含义，然先贤论之无多，今试论之。

关于朝阳地名的名源含义，前贤与时人作了十分可贵的探索，但历来说法不一，现结合命名方式和出现时间早晚胪列各家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依朝阳洞命名说。乾隆年间李调元认为，“县南有风凰山，嵌崎秀削。山下有朝阳洞，县得名以此。”

2.依凤凰山而以《诗经》命名说。“民国”时期朝阳县长周铁铮1931年呈给热河省政府民政厅的报告说，“因县街东临凤凰山，诗云：风凰鸣矣，于彼朝阳。即取凤鸣朝阳之意也。故定名曰朝阳。”此说为后人因袭引申，层累附加，流传甚广。

3.因地处大青山之阳命名说。“民国”时撰修的《朝阳县志》曰：“县西二十里之朝阳沟，于‘民国’五年，山水冲破土崖，发现古墓一，有碑文可辨，知为韩瑜墓。”韩瑜死后“改葬于霸州之西，青山之阳”，有人据此认为朝阳得名于青山之阳。

4.石刻文字朝阳说。“在朝阳市孟克乡八宝村有群众在‘民国’，期间，于当地挖出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朝阳二字，因此叫朝阳。”

5.依方位命名说。“因县城位于凤凰山的南端，故而得名朝阳。”或谓地处大凌河之西岸得名。

6.民间流传抵龙换凤说。据传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高宗东巡途经三座塔，行宫设在龙城的佑顺寺，乾隆皇帝对于龙城这个地名很反感，欲改地名。纪昀见城东一带高山正好有九座山峰，形如九凤朝阳，遂建议改称朝阳。乾隆亲笔题写“帝德广运，凤鸣朝阳”八个大字，朝阳县知事把乾隆皇帝的题字分悬于南北两座牌楼上。从此龙城改为朝阳，龙山就叫风凰山了。

7.史迹地名说。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朝阳”为史迹地名。周向永先生认为，朝阳地名与朝夷有关。陈守义先生认为，朝阳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日出之地，“就其所承载的历史深度和文化涵盖而论，‘朝阳’一名应定位于史迹地名。唯其如此，这个看似普通的地名所凝聚的文化归属感，才会得到凸显。”

以上诸说，莫衷一是，在此略加辨析。依风凰山（第2说）而以《诗经·大雅·卷阿》篇命名说在朝阳当地流传最为广泛，即朝阳得名源之于风凰山，将《诗经·大雅·卷阿》中凤凰和朝阳联系起来。从传说发生学看，此看法多承继因袭，证据不足，颇多演绎附会，但流行广，影响大。依方位命名说多以山南水北为阳立论（第3、5说），但问题是朝阳城址不在大凌河北，而是在大凌河西。实际上，依水之阳所命地名，都要依据水名而定。如西汉南阳郡朝阳县“在朝水之阳”。而大凌河从未称过“朝水”，故何得“朝阳”？同时，朝阳古城“县街东临凤凰山”，并不在山南。第3说因地处青山之阳而得名，亦不成立。“青山之”阳应当在大青山的南面，而朝阳与此方位不合。由此可见，“朝阳”得名山南水北说不成立。石刻文字朝阳说（第4说），只是民间传说，并未见过实物，不足为信。因牌楼文字得名说（第6说）有悖情理，乾隆四十三年（1778）已经设朝阳县，民人尽知，而乾隆谒拜祖陵途经朝阳在四十八年，岂有设县五年而无县名之理。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是北牌楼上“凤鸣朝阳”，是先有朝阳之名而后才有“凤鸣朝阳”的解释。

在上述诸说中，依朝阳洞命名说（第1说）和史迹地名说（第7说）相对其他各说较为合理可信。且二说具有内在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亦可视为一说，下面具体论述。

其一，从目前看，清人李调元的说法为最早，最值得重视。李调元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路过朝阳，并在朝阳停驻三日，探访古迹，与地方官员士绅僧侣多有交往。他在《出口程记》中数次提到风凰山上的朝阳洞，认为“山下有朝阳洞，县得名以此。”朝阳设县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调元《出口程记》作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后相差三年，朝阳如因风凰山得名，乡贤必当言之。李调元一定是咨询过地方官员士绅，断不会轻易臆测，其说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朝阳地方人士的普遍看法。李调元之说比周铁铮的风凰山说早150年，故李调元说当为可信。

其二，朝阳之名与凤凰山无关，因此也就谈不上《诗经》的凤鸣朝阳。对此陈守义先生已有辨析，提出朝阳与上古神话中的日出之地关系，另辟蹊径，值得重视。在朝阳与凤凰山的关系上，是先有朝阳洞，后有凤凰山。据《塔子沟纪略》记载，朝阳洞得名于顺治九年（1652），顺治八年在朝阳洞修建寺庙，九年告竣，“召募僧人李大嘴在洞住持。洞本无名，因其向阳，遂名‘朝阳洞’。”而凤凰山一名最早见于凌霄塔铁钟铭文，其铭曰：“大凌河南风凰山朝阳洞”此钟铸于康熙十一年（1672）。从时间看，朝阳洞在先，凤凰山在后。东晋十六国时期，凤凰山称龙山、和龙山，辽金时期或称作龙岳、龙岫。明代朝阳为蒙古兀良哈三部游牧之地，山名竟至阙载。龙山何时变成凤凰山的呢？清人张穆认为，风凰山“元时犹称龙山，其改称凤凰山者，当始于近代。”证之凌霄塔铁钟铭文，张穆所谓近代指清初。后人给龙山起了新名，称为“凤凰山”，虽然人们知道“今之凤凰山，即古之龙岫也”，但久沿成习，也便接受这一更名，于是“朝阳”便与“凤凰山”联系在一起。

其三，朝阳曾称“三座塔”，因城中有三座塔而得名。后“三座塔改为朝阳县。”朝阳设县始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此之前，“朝阳”一名已经广泛使用，多用于山洞、寺院、地名等，只是没有成为县级行政区名。《塔子沟纪略》撰成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早于朝阳设县，书中记有多处以“朝阳”冠名的洞名、寺名等，可证在“朝阳”设县前，人们已普遍用“朝阳”来冠名。如：千佛洞“距朝阳十里高山之中”。此处朝阳未指明为朝阳寺，或为村镇地名。槐山洞“洞口朝阳，遂又名朝阳洞”。“常安寺东去七十里有朝阳寺一座，喇嘛居之，系康熙九年所建。”这说明在朝阳设县之前，使用“朝阳"冠名已十分普遍。

嵎夷、旸谷、明夷、朝鲜等族名、地名都在东方，且与日出和日崇拜有关。嵎夷也作郁夷、嵎鋏，是居于东方的夷族，其族名亦为地名。《尚书·尧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郑玄注云：“寅宾出日，谓春分朝日”。蔡沈《集传》曰：“寅，敬也；宾，礼接如宾客也；出日，方出之日。盖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识其初出之景也。”

“旸谷"也叫崵谷，《说文解字·日部》作“阳谷”。《后汉书·东夷传》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尚书注疏》解释说：“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旸谷、嵎夷一也。“大明，日也。”“大明生于东”即日出于东方，可见“旸谷”取日出之义，即古人心目中的东方日出之地。《说文解字·山部》曰：“首崵山，在辽西。······一曰耦夷，旸谷也。”“嵎夷，在冀州场谷。······《尚书》曰宅嵎夷。”嵎夷最早居住于大凌河流域，而古冀州包括今辽宁西境、河北东北境，商以前的东方，指的是古冀州北部即今冀北辽西一带。故嵎夷、旸谷其地望在辽西。“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所以居于旸谷之地的人又称为“明夷”。《易·系辞下》：“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易·离》疏曰：“日为明”，《礼记·礼器》曰：“大明生于东”，郑玄注曰：“大明，日也。”周人也称东夷为明夷，《周易》曰：“箕子之明夷”，明夷即嵎夷。明夷也即阳夷。《左传》载卜人楚丘曰：“明夷，日也。”《竹书纪年》所载九夷中有“阳夷”。古代阳即旸，字属同源，“阳夷”就是“旸夷”，是夏时的东夷。有学者认为：“今辽西渤海沿岸，早有阳夷、于夷居住。”

“明夷”即“朝鲜”。从文字学看，明、朝有内在关系。“明”由“朝”演变而来，朝、明相通，明即朝。“朝”字在甲骨文中作“”，左旁像日在草木间，是“朝”字之本体。即早晨之意，后字省去“木”即成了或，但不是作为明亮解的“明”字，而是“朝”字。因此“明”的本字即“朝"，本意为东方日出“鲜”有多解，或释为“夷”“胡”，如此则“明夷”即“朝夷”。张博泉认为，朝鲜也叫明夷、郁夷、嵎夷，“明夷当是古书中朝鲜二字的最初写法”。然“鲜”有明亮、昌明之意，《诗经．齐风·鸡鸣》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故“朝鲜”源于明夷，即日出于山而天下昌明。

如上所述，嵎夷、旸谷、明夷、朝鲜等族名、地名的关系已经清楚。嵎夷、明夷为族名，旸谷、朝鲜为地名。按以族命地之规律，先有族名而后有地名，旸谷、朝鲜分别源于嵎夷、明夷。嵎夷即明夷，旸谷即朝鲜，后来嵎夷、明夷、旸谷、朝鲜等族名、地名界限模糊，所以有学者认为“嵎夷本于嵎地，明夷、朝鲜本于旸谷。因之两者既是地称又是族人称”。

嵎夷、旸谷、明夷、朝鲜其族、其地最早当在辽西。胡渭认为“嵎夷羲仲所宅，朝鲜箕子所封，不应在化外。”吕思勉则以为“朝鲜初地，“必不在今朝鲜境，度其大较，当在燕之东北”，“其初地在辽西，今大凌河流域。”嵎夷、明夷有着日崇拜，旸谷、朝鲜均与日出有关，嵎夷、旸谷、明夷、朝鲜即远古传说中的东方太阳升起之地，其原始地望在辽西。

需要说明的是，嵎夷、明夷有一个东迁的过程，尤其是伴随着商周之际的箕子东迁，旸谷、朝鲜等地名亦随之被带到朝鲜半岛北部。《淮南子·时则训》曰：“东方之极，自碣石山（一本无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按这个顺序，东方从碣石起，过朝鲜，横穿大人国。青土即青丘、青羌，则朝鲜在碣石山与大人国之间，即辽西、辽东之间。实际上古人的东方概念包括辽西和辽东，并逐渐向东推移。这一地区为太嗥、句芒之所司，即日崇拜之民族所居之地。箕子部族呈现辽西一辽东一朝鲜半岛这一迁移过程，嵎夷、明夷也由辽西古族变成了东海海外之族，随着族群迁移，旸谷亦移到“海外之地”，日崇拜也传到朝鲜半岛。朝鲜学者己经注意到这一点。李肯诩《燃黎室记述》曰：“我东朝鲜之称，古人认为地近旸谷，故曰朝，出日先明，故曰鲜。”说明朝鲜因“地近旸谷”而得名，而“旸谷”最早在嵎夷之地，是箕子东迁才传到朝鲜半岛的，旸谷即朝鲜，二者有着内在联系，后地名成为国族称。注意旸夷、明夷的时空变化，对于理解嵎夷、明夷、旸谷、朝鲜等族名、地名及其变迁十分重要。

《尔雅·释地》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这是先民最早的地理观念。“日下”指东方之极，“日下者，谓日所出之所，其下之国也。”“日下”非日落，乃初升的太阳底下。“日下”也就是“嵎夷旸谷”之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古人对东方的地理概念不会远至现在的鸭绿江以东，古人心目中的东方镇山即为现在辽西的医巫闾，可为坚证。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现在的辽西就是古人心中太阳升起的地方，故名之为朝夷；三千多年后的今天，现在的辽西首府所在仍名朝阳，这表面上看来是因为今天的朝阳市有一座风凰山，取义丹风朝阳，之义；如果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谁又能否认隐喻在朝夷朝阳之间必然而深厚的历史关联呢？”古人认为的东方日出之地均指向辽西大地，朝阳属于嵎夷、旸谷、明夷、朝鲜之地，也就是日出之地。至少在战国以前己有“朝阳”“朝阳之谷”之名。《山海经·海外东经》曰：“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怀疑为“太昊”之讹，“太吴”为太阳神）”。“朝阳之谷”即“旸谷”。如此说来，辽西“朝阳”之地名，渊源甚早。朝阳之谷是日出之处，因此“朝阳”的本意就是日出。

“朝”之读音有二，或读为“zhao”，或读为“chao”朝阳当读为朝（zhao）阳还是朝（chao）阳呢？读“朝”（zhao）时其意为早晨、初始，常常组成名词，如“朝阳” “朝日”“朝霞”等。读“朝”（chao）时，可与其他词汇构成名词，如“朝廷”；构成动词，如“朝拜”；构成介词，表示方位，有对、向之意，如“朝阳”“朝东”。从朝“字起源看，甲骨文作“”。朝即旦，早晨的出日，读为朝（zhao），而朝（chao）则为后出。“以朝旦拜日为朝”，“朝犹朝也，欲其来之早。”。君主接见大臣前则先拜朝日，称为朝（潮），因此朝（昭）又读为潮。杨希枚先生认为：“朝夕之朝指日出时的晨旦，而朝见之朝则应与执政者于晨旦拜日而视朝治事有关”。王者朝见诸侯或与大臣议事都在晨间拜日之后，故而朝与朝相关，朝由朝而来。从文化渊源看，朝（chao）由朝（zhao）衍生，朝（zhao）、朝（chao）相通。“阳”即“日”“太阳”，可引申理解为阳光、阳面。朝（zhao）阳即晨旦，而拜日则要朝（chao）日，也即“朝（chao）阳”。因此从日崇拜看，“朝（chao）阳”，非朝向阳面，乃朝拜东方初出之日。朝阳和朝鲜一样，朝都应读为（zhao），“朝鲜的朝，初读朝（音昭zhao），近代以降则读潮了。”“朝阳”之名亦如此。

朝阳地名与远古辽西族群之日崇拜有着深厚且直接的文化渊源关系。这可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东方日出之地与红山文化日崇拜。东方是日出之地，日出东方而人于西极。夏商时期，四方位之东方地域概念是指东北西南部和冀东北地区，包括辽西地区。从地理位置看，嵎夷所在的辽西正处于夏都的东方，因此嵎夷被视为东方之地。《山海经》中多次谈到“日出”之地，如“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日出总是和山岳联系在一起，可知古人认为日出于山。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刻画的图像文字有“”，为上中下结构，上者为太阳，下者为山，中部为云，上述文字被释为“旦”“炅"或“炅山”，突出了日出和山的关系。从《大荒东经》记载看，古人心目中的日出之地是在东方遥远的“大荒”之地。

商周时期盛行日崇拜，《礼记·祭义》曰：“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暗。”郑玄注曰：“暗，昏时也。阳······谓日中时也。朝，日出时也······以朝及暗，谓终日有事。”甲骨文中亦有“出日”记载，并由祭祀对象引指祭礼。宋镇豪先生统计甲骨卜辞中“入日”和“出日”卜辞记载共有21条，认为“甲骨文中的‘出日’‘入日’的祭礼是殷代的太阳祭礼。”拜日的礼仪就叫“出日”或“朝日”。“‘朝’与其说是‘居东表日出之地’的方位指征，毋宁说是体现在东方方位意义上的拜日、朝日等时代观念与时代精神的移合或浓缩。”《尚书·尧典》所谓“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记述的就是祭日场面。

朝阳为古嵎夷、明夷、朝鲜之地，这里是日崇拜的原生地。红山文化中有典型的日崇拜。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的圜丘（日坛）、方丘（月坛），乃上古初民祭祀日月之物，从中不难找到日崇拜的因子。《春秋命历序》曰：“人皇出旸谷，柏皇氏是为皇伯登，出榑桑，日之阳，驾六龙以下，以木纪德。”皇的原型是太阳神，“金文的皇字上半部是太阳光芒四射，从日、从土表示它最初是太阳神坛”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有一个由立置石块排成的同心的三重圆，这三层圆由外圆向内圆层层高起，这三重圆就是太阳神坛。“田家沟红山文化遗址第一地点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三地点的墓葬也成太阳圆形分布，这直接表现了红山文化人们的观天实像，也反映了红山文化的人们可能有太阳崇拜。”

日崇拜在牛河梁遗址中有充分体现，《京氏易传》曰：“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出之所。又圆者径一而开三也。四者西方之数，西方日人之所，又方者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终天之道。”红山文化积石冢和祭坛都是三台式建筑，三层台由外向内逐层收缩，框界平面有方形、圆形、前方后圆形等。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第四号冢的地上建筑有方有圆，方圆结合，或前方后圆，或方圆依次相叠，基本上是下方上圆。由此可见，红山文化人对三的使用绝非偶然，积石冢和祭坛按“天三地四”设计，又符合“天圆地方”。显然，红山文化中的圜丘设置和观测天象都充分体现了日崇拜观念。

我们认为红山文化与“五帝”时代前期即黄帝和颛顼部族有关。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太阳崇拜传统源远流长，黄帝的名号就源于太阳崇拜。黄帝部族崇鼋，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龟形玉器或玉龟。崇龟是上古太阳崇拜的组成部分，“可以理解为祖先崇拜和太阳崇拜的结合”。颛顼被“配享”为“日神”，“颛顼有天下，号曰高阳。······“高阳者，阳犹明也。”阳乃高明，为本意。颛顼之顼字在古书上又假作“旭”，则颛顼亦即“高旭”。旭即初日，故颛顼即高旭、高阳，意为崇拜高处的太阳。

远古时期曾长期存在一个以太阳神为天地主神的宗教时期，太阳崇拜甚至超过祖先崇拜。红山文化的日崇拜同龙崇拜一样，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之源头之一。

其次，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拜日与尚东。从古文献记载看，北方游牧狩猎民族普遍存在着日崇拜，历史上朝阳为诸多游牧狩猎民族活动之所，这些民族的日崇拜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辽西地域文化，辽西地域成为远古人类日崇拜的核心地区之一。匈奴“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乌桓以穹庐为舍，开向日；皆东拜日。”女真人“元日则拜日相庆”。传说高句丽王朱蒙其母因日照而孕生朱蒙。朱蒙又叫东明，据考证，蒙、明音同，朱蒙当是朱明。又，东、朱音通义同，东明亦是朱明，朱明乃是太阳的称谓。高句丽人“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盟’”。东盟即东明，因此朱蒙、东明、朱明、东盟等都是太阳的名字，这无疑是日崇拜的遗存。《说郛》卷97引《辽东志略》曰：“契丹东胡种，······至元魏时，自号契丹，五代末，称太阳契丹。”这是最为典型的日崇拜。蒙古亦崇日，出帐南向，对日跪拜。满族祭日，“癸丑，春分，朝日于东郊。”可见，日崇拜在北方民族中十分普遍且一直延续。

日出东方，日崇拜与尚东密不可分。拜日尚东，则要朝向太阳。有人解释朝阳为朝向阳面（南面），并不准确。《释名·释山》曰：“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随日所照而名之也。”《尔雅·释山》释曰：“谓山顶之东皆早朝见日。但是山东之岗脊总曰朝阳。”周祈《名义考》卷三“朝阳夕阳”曰：“盖山东迎日，故曰朝，山西送日，故曰夕，非旦暮之谓也。”因此，“朝阳”即朝向东方日出。北方少数民族均有此俗，如乌桓“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日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突厥“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蠕蠕俗以东为贵，后之来，营幕户席，一皆东向。”皆是此类也。

朝向东方日出即“朝阳”，这种朝向有着宗教意义。“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在他们走出半地穴式房屋到地面上居住后，都形成了门窗向东，或是向南、向东南的习惯，在不同民族中，其朝向不同，但一致的是，他们都认为是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一在西伯利亚及远东的一些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门或向东、向南、向东南，固然是因为这里冬季气候严寒，为了多接纳一些阳光，但究其实质，正如尼夫赫人所解释的那样：‘日落方向是阴间，如果把门朝向这个方向，房屋居住者就会死去，并投奔那里。’所以尼夫赫人在建筑住房时，都要使门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太阳是生命的象征，拜日朝阳则赋予了躯体和精神以力量和生机。

再次，凤凰与太阳的结合，日、凤凰崇拜的合一在远古人类的观念中，鸟与日有着密切关系。古人认为太阳是由鸟驮着飞行，即“金乌负日”。《山海经·大荒东经》曰：“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精神训》曰：“日中有踆”，即传说中运载太阳的神鸟。张衡《灵宪》云：“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鸟，象乌，而有三趾。阳之类，其数奇。”后来，乌被神话为赤乌，摇身变成了风凰、凤鸟，被称为太阳之鸟。凤为神鸟，色赤，五行属火。凰，或认为是一种与阳光有关的鸟，即太阳鸟。《鹖冠子》曰：“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凤凰“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因此，太阳崇拜与鸟崇拜同宗，作为图腾的神鸟，具有太阳神的性格，所谓凤出东方，实则日出东方。

史前文化中神乌象日十分普遍。神乌也是红山文化先民的崇拜对象。在红山文化分布区遗址中，出土有各种鸟形玉器，如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鸟，应为鹗。鹗被视为太阳神鸟，即驮运太阳的三足踆鸟，被红山文化先民所崇拜。最为典型的是在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积石冢第四号墓中出土一件大型玉风，枕于墓主人头下，先于死者下葬，或表示祭祀或代表神权，其含义值得深思。结合赵宝沟文化中已将鸟神化为凤，可知红山文化中已将乌神化为凤并加以崇拜，该大型玉凤是目前考古发现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实例。

辽西是商人的族源地，商人的先祖以玄鸟为图腾，是太阳的象征。《山海经·大荒东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有人名曰折丹一一东方曰折，来凤曰俊一一处东极而出人风。”这里的风即“凤”，“俊”即“踆”，即《淮南子·精神训》所谓“日中有踆乌”。“来凤曰俊”即凤凰是来自太阳中的踆鸟，而太阳出于东极之山。这里日与凤凰合一，日出之地的日崇拜也即凤鸟崇拜。

日出是自然现象，但由日出到日崇拜，却成为所有思想、哲学和宗教的最初起点。“朝阳”地名来源于远古传统的日崇拜。红山文化的日崇拜为其后的“朝阳”地名打下了五千年的伏笔。红山文化的龙、凤、日崇拜在中华文化起源史上占有“直根系”地位。朝阳地域龙、凤、日崇拜文化基因是“朝阳”地名的文化背景。“朝阳”地名是辽西地域文化长期积淀和发展的结果，是对远古文化的浓缩，体现了朝阳地区文化传统的凝重和延续性。